中华革命党人易象的革命生涯

□金建陵

易象，字梅丞，号梅园，又号梅僧。1881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花果园易家老屋的一个穷苦农民家。父亲易道生和母亲蒋氏以种田、织绢为生，却很看重读书，这使得自幼聪敏的易象从4岁起就得以开始了读书生活。17岁时，他进入长沙南城书记院（即后来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攻读经书。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在北京爆发，常“愤国事不振，众生不平”的易象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影响很深，发誓以英勇就义的湘人谭嗣同为楷模，矢志救国救民。1904年，他在陈氏生下后来与田汉结为夫妻的长女易漱瑜的第二年，被补廪为“进学”，开始讲学南湘。1906年初，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林伯渠被同盟会总部派到长沙举办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就在这一时期，易象认识了比他小5岁的林伯渠。1907年，湖南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赴东北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划武装起义，易象便与林伯渠等一同前赴。辛亥革命期间，易象曾写过一首壮志凌云的诗：

春水何茫茫，

一去不复悔。

誓将铁血红，

研就乾坤碎。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拱手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开始转移到北京。南社的社务也有“由南向北”的趋势。1912年8月13日，宋教仁等在《民主报》发表《告在京南社诸社友》的启事，云：“本社为中国文学界之中心，自成立来，蒸蒸进步。近日在京社员正众，聚首无从，同人为联络情谊起见，暂设事务所国光新闻社内，谨此布闻。宋教仁、景耀月、田桐、陈蜕庵、杨杏佛、仇亮同启。”当时北京的《国光新闻》、《民主报》、《亚东新闻》等报刊都由“南社”社友主事。易象和被扬州人称为“沈落花”的“南社”成员沈宗畸等，其时都任《亚东新闻》的编辑。易象就是在这期间加入“南社”的。据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南社”社友入社书载，易象填写的入社书号为“309”，时间是1912年10月21日，介绍人是朱少屏等。同日填写入社书还有黄兴（介绍人陈其美、朱少屏、姚雨平）和后来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介绍人朱少屏），黄兴和李书城的入社书的编号分别为323、324。

不久，易象回到了湖南，与程潜、林伯渠等鼓动发起征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程潜、林伯渠、易象等均受到通缉。易象与程潜、林伯渠等于1913年底流亡到日本。这期间，他辗转反侧，“遗弃一切，家书辄不作复”。1914年的2月9日，正是中国人的旧历春节，易象竟然在日本东京的住所又一次收到了柳亚子从国内寄来的《南社丛刻》。原来柳亚子对《南社丛刻》的编辑和通联工作格外认真，社友们寄到他处的诗词文稿，他都要统体誊写一遍，然后发给排字房。社友的通讯处一有变动，他都会及时按照新地址邮寄。易象在日本的地址，还是别的社友写信告诉柳亚子的。兴奋之余，易象驰书一封给柳亚子，追怀南社旧事与旧侣。信的结尾处，他表示：“象虽阴室寒灰，亦愿从此献身南社，以赎前愆。”

这一年的7月，易象同林伯渠一起打手印，参加了孙中山改建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已经33岁的易象又考入东京政法学校，并积极联络另一位广东新会籍的“南社”社友容伯挺，一同发起组织乙卯学会。1915年秋天成立的乙卯学会名为学术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反袁秘密团体。此前，林伯渠、易象又与发起组织中华学会的李大钊相识。1916年1、2月间，乙卯学会与中华学会合并成神州学会，李大钊任评议长，易象、林伯渠、容伯挺等任干事，并决定编辑出版《神州学丛》。对此，1916年1月30日的林伯渠日记有明确记载：“午后，开乙卯、中华两学会合并于锦町政法学校。”接着，他又接连几日记到：2月1日，“晚，神州学会开干事会。”；2月5日，“午后，开神州学会第一次例会。”2月9日，“晚，到评议会。”

这一期间，易象在日本的“寓所近已三迁”，却仍与柳亚子保持着书信来往。昔日在《亚东新闻》的同事沈宗畸有事要相告易象，也通过柳亚子转告。1916年4月出版的《南社丛刻》16集中，还刊有易象的诗3首：

其一为：

一宫观海偶成

叠嶮层峦障不开，百川都赴眼前来。

天吞海日衔金镜，月卷花光浸玉杯。

姊妹弄潮冲短艇，鱼龙跋海吼长雷。

邻鸡便自无消息，更掣青萍舞一回。

其二为：

归舟再用前韵

龙气阴森扫不开，天风海雨挟潮来。

大椿见说八千岁，小醉何妨三百杯。

白马怒余奔若电，玄龟息处吼如雷。

毛端倘见宝王刹，欲把蓬莱袖得回。

易象在诗中抒发的“姊妹弄潮冲短艇，鱼龙跋海吼长雷”、“白马怒余奔若电，玄龟息处吼如雷”的情怀，正是他在日本从事反袁斗争的写照。自从与李大钊相识后，易象就极佩服李大钊的为人、为文和崇高的革命志向，与李大钊很快结为至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全面开展起来后，易象先于李大钊回国，随程潜到香港、上海从事倒袁运动，创办《上海晚报》，并回到湖南组织护国军。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7月，湖南程潜、林修梅率护国军进驻长沙；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林伯渠被任命为省公署秘书长兼总务科长，后又任省政务厅长；易象被任命为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省民政厅长。于是，他们便在长沙联络葛方焘、彭蠡、聂俊、张自雄、宾见、荆嗣佑、杨丙等神州学会的会员，将散居在湖南的神州学会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湖南神州学会。并推举易象为学会的负责人。他们还在长沙吉祥巷洞庭寄庐设立通讯处，选定长沙法政学校为学会的活动地点。当时，林伯渠、易象在省署的工作很忙，但他们仍尽量抽出时间，积极参加学会的干事会、常会和评议会等活动。

不久，易象被委以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监理之职。恰逢他的外甥田汉这一年的暑期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以学业优秀被派到日本东京留学。舅甥俩一同上路，很是开心。路经上海，田汉随易象到霞飞路黄兴的寓所拜访了黄兴。那天在里会见时，黄兴虽然已经病魔缠身，仍然赠给舅甥俩一幅《墨铭》：“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

在赴日海轮“八幡丸”的甲板上，易象愤激于辛亥革命后妥协、复旧势力的猖獗，希望田汉努力寻求救国之法，并赋诗一首赠他：

西风无恙送征帆，一幅潇湘晓色寒。

差幸同行今有汝，不缘落笔兴初酣。

眼前人物皆如此，乱后江山忍细看。

好向蓬莱深处住，采将灵药驻童颜。

易象赴日本，除处理一些湖南留日学生的事务外，主要致力于恢复和开展神州学会的活动，倡导和主持编辑《神州学丛》。易象是一个办事极认真的人。他到东京后，同回到国内的神州学会会员大多建立了通信联系，促使一些会员较多的城市建立了支会。他与李大钊联系相当密切，时常与李大钊通信，不时向李大钊介绍神州学会的活动和《神州学丛》的筹办情况。1917年春天，易象不负众望，在东京编出了第1号《神州学丛》。他写出了《神州学丛刊旨》及《神州学丛启事》。辑入了《神州学会简章》和《神州学会规则》。这期《神州学丛》，发表了李大钊由国内寄来的论文《调和之法则》（署名“守常”），还发表有易象的《国本》、《回顾录》等论文及他为《神州学丛》写的创刊词《神州学丛刊旨》（署名“梅园”）。

为了使年少的田汉在日本求得思想上的更大进步，易象除了亲自教他学习日语，从各方面进行严格要求之外，特意介绍李大钊的《青春》等才华横溢、气势磅礴的文章给田汉阅读，启迪田汉的思想，并特地介绍田汉与李大钊通信，从而使得田汉到日本求学没有多久就与李大钊单独建立了通信联系，开始接受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道德风范的深深感染和影响。当时，易象鉴于国内政治形势，颇希望田汉学一些政治学知识以报效国家，而田汉却比较偏爱文学艺术，无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过，在易象和李大钊等革命者的思想影响下，立志从文的田汉并没有埋头读书，很注意关心时事，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40多年后，田汉在1959年第5、6期《星火》合刊发表的《漫谈“五四”》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革命家们在日本有一个神州学会的组织，我舅舅介绍我与李大钊通信。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俄国革命有很大的想往。”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初出茅庐的田汉在易象的指导下，收集报刊上发表的各方面的资料，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的文章，以“漠儿”为笔名，也发表在这期《神州学丛》上。

《神州学丛》拟定为季刊，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期《神州学丛》迟至1917年9月20日才发印出版。这期《神州学丛》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据李大钊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册重新发表的《调和之法则》时写的附记揭示，《神州学丛》问世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查禁，易象也于《神州学丛》即将刊行之际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了。1917年的夏天，李大钊与易象在上海得以重逢，共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忧心。另据《林伯渠传》记述：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为揭穿皖系军阀段祺瑞搞的“假共和真复辟”，率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直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初组成护法军政府。是年8月，林伯渠也辞去了湖南省长公署总务科长兼代理政务厅长的职务，暗地里和易象等中华革命党人商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于9月18日通电全国，宣布湘南24县自主。11月3日，林伯渠、易象等由广州到达衡阳，代表孙中山慰问作战将士。11月20日，起义军进入长沙。湖南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推举程潜为省长，林伯渠为省署财政厅长、易象为政务厅长。易象出任政务厅长后，即与李大钊联系，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白坚武日记》在1917年11月25日载有：“接易梅僧来电，转函守常。”这表明，易象在南征北战中也始终不愿中断与李大钊的联系。1918年春天，湖南护法军失利，易象随程潜等赴香港、上海，并于1919年2月在上海参加了南北两方政府举行的和平会议。在上海，他数次拜访李大钊的密友白坚武，并在3月11日宴请在沪的神州学会会员时，特请白坚武“列席”。

1919年7月上旬，田汉与易家钺同船回国度暑假。一到上海，田汉就去看易象。当时易象正任《上海时报》主笔。他近年来对浪漫主义气质太重的外甥不太满意，总是批评他浮躁不实、骄气淫志、过于多情、不懂世事，再三叮嘱他认真踏实地读书、做人、涵养性格。最近给田汉的一封信，口气十分严厉：

无论新的旧的你的我的主张，既抓着一点向前做去，自己所作所为，遇事便要拉此一点来相绳，方能由粗浅而即如细密，否则即是虚浮的，说起满口，写起满纸，于身心上消受一点不得，是之谓老不长进！汝其速去汝之骄气淫志可也。“杯水易盈，海虚乃为百谷王”，在苦口为汝说一遍，听不听由汝也！……言行务求一致，要心理上的想头硬从事实上表现得出来才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足见“平实”二字中尽有功夫可做，画鬼易画人难的道理亦即在此。

田汉深知易象“知我最甚，爱我最深，责我最力”，是因为他对田汉寄予着厚望。

田汉回到长沙，家人团聚，甚是快乐。不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易象的妻子陈氏仍然还是像三年前那样反对田汉与表妹的婚约，想在暑假将女儿易漱瑜许配给一个大乡绅做儿媳。幸亏表舅蒋寿世出了一个“智逃”之计，要田汉带着易漱瑜逃离长沙。9月下旬，经过半个多月的旅程，这一对表兄妹于10月初抵达上海。果然不出田汉所料，易象非常支持女儿易漱瑜“出逃”，还支付了他俩的旅日之资。三天后田汉与易漱瑜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轮。田汉曾这样来描绘他俩在异国他乡最初几个月的生活：

去后略收拾房间，就位，伸纸，援笔，蘸墨，将续做下去，忽听得窗外有小鸟儿啾啾唧唧的叫声，推窗一望，远处额外的青，近柏额外的绿，微风生树间，绿摇青动，仿佛示我和漱瑜以希望无穷之意。

正当表兄妹俩在日本度过第一个春节之际，一个噩耗从国内传来：易象于1920年11月25日在长沙被赵恒惕杀害。原来，就在兄妹俩离开上海后，易象即随程潜受孙中山的委托，到广东策动滇桂军；11月下旬，孙中山离沪赴粤，重建军政府。同月，易象等受命与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谁料想刚刚当上湘军总司令还不到一个月的赵恒惕竟是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这一回，他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逮捕了李仲麟和易象等七人。

年仅38岁的易象被捕后，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了绝命诗：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作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革命志士都十分悲痛。被田汉称为“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的林伯渠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林秉衡背诵。1921年4月24日，南社中唯一的一个流亡到中国来的韩国籍社员、1921年被当选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议务总长兼总理代理申柽在其主编的《震坛》第二十二号上发表易象的绝命诗，并为之征集遗稿。1923年12月出版的《南社丛刻》22集，也用录载易象词的方式来寄托社友对他的哀思。三首《浣溪沙》词，让人们看到了易象这位铮铮铁汉的儿女情长，读来格外觉得缠绵凄惋：

影事迷离二十年，簸钱时节晚凉天，呢呢儿女小窗前。    别后思量容有意，从前欢笑总堪怜，明明如月不成圆。

分得些儿玉臂凉，迢迢银汉两相望，捻痕和月认端详。    解忏痴情甘学佛，为妨清梦悄添香，新词写出总寻常。

一夜西风鬓有丝，花开花落系相思，于今清梦也参差。    半字不曾轻道养，三生修到未嫌迟，残漏春风月上时。

柳亚子对易象的惨死也十分悲痛，在《亡友易梅僧先烈遗诗，哲弟蕴九索题，四月二十八日作》一诗中，他写道：

南社楚才多，灵禽殪网罗。

宁杨怜并命，屈贾岂殊科。

旧识何无忌，今知马伏波。

题诗嗟后死，惭愧吾蹉跎。

（载《档案与建设》200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