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百年反思，共创南社学新局面

——《南社成立90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白   坚

南社自1909年成立以来，已将百年。百年是一个人可望达到的生存年限，是人生大致的周期。通常说百年以后即指身后而言，百年论定即身后的论定。这里所说对南社的百年反思，非指南社活动终结后的论定，也不意味着回顾和缕述一百年间对南社的认识和评论，而是有着特定的含义，指一个世纪以后对南社的往迹重新审视和评价。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也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尽管未必就是直线发展的。身经“十年浩劫”与“拨乱反正”的人们，积累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感悟，一般说具有前此任何阶段所难于达到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进行百年反思或重新审视和评价，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看作一种对社会和时代的庄严责任。百年反思也毋须精确地界定某年为限，大致上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言。

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是南社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南社文献的整理、印行，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专业研究团体的建立，都超过了前此的几十年。随着南社纪念活动的开展和南社专业团体的建立，南社学应运而生。1989年5月，国际南社学会成立，正式举起“南社学的大纛”。1991年5月，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编印会讯，定名为《南学通讯》，第1期上就刊布了《〈南社学刊〉稿约》。1991年10月，《南社研究》第1辑柳无忌的《回顾和前瞻》一文明确提出创造“可以传诸后世的南社学”的目标。1994年11月，柳无忌在向北京纪念南社85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海内外澎湃的潮音》一文中，缕述南社学会的组织，各种南社研究的活动与刊物印行等盛况后，热情洋溢地说，“倘使我们说这是南学兴起的澎湃的潮音，其谁曰不宜！”1999年11月，由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主办的“九九南学大聚会”，以“同庆南社九十年，共创南学新局面”为指导思想，姚昆田代表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在会上提出建立南社学的设想。2002年9月，有人创立“南社研究网”，为南社学的传播、交流作出可贵的贡献。2002年10月，南社学的首倡者和奠基人柳无忌病逝，南社学同仁同声哀悼，正在为继承他的遗愿而努力。

我们应当加强南社的总体性、宏观性研究，对南社的历史定位、各方面活动和业绩、成就和局限，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审视和考察，判断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透过南社活动考察近代历史、文化、文学在时代大潮推动下嬗变与演进的动因、特征和规律；应当加强南社内部、内外、和前后相关情事的比较研究，从各种联系、关系和对比中弄清真相，掌握规律，衡量得失；应当加强对南社人物的思想、活动和著作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和个例研究，揭示其个性特色、诗文成就和历史作用。我们在“九九南学大聚会”征文通知中所附《参考论题》表明了侧重于理论性、思辩性、宏观性的意向。因此这本《南社成立90周年纪念论文集》除收录了大会论文中大部分篇目外，又设法补充大会前后的一批论文（以2000年底为下限）。提交大会论文中的一些考证性的文章和记叙性的短文或札记，另作处理，希望作者谅解。

进行百年反思，应当坚持求实精神和辩证精神。求实精神，指的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人物和事物的历史本来面目；辩证精神，即辩证唯物主义，其精髓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经过斗争而达到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着眼于发展和变化，对事物一分为二，既看到这一面，又看到其另一面。二者虽有所区别，各有侧重，却是密切相关，彼此一致的。这里，为方便计，就以求实精神和辨证精神为基准，结合南社研究的实际，提出一些浅见，以供商讨。

对于南社的启蒙作用、人文精神、诗文成就、革命业绩的研究，还远远不足，

亟须加强其深度、广度和力度，以符合实际，激励来兹

19.20世纪交替之际，正是西学东渐，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碰撞与交汇的时期，大多数南社成员，既是传统文化的努力传承者，又是西方文化的积极吸取者和传播者。在他们笔下，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民主思潮、革命历史、政治制度、教育风貌、宗教观点、文化艺术……缤纷五色，蔚为奇观。由此产生的启蒙作用是显著的。而围绕尊重个性、自由、权利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更展现异彩。南社人物自身也在其间由旧式文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对南社的启蒙作用、人文精神的研究，对转化中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风貌的研究，刚刚肇端，有待开拓。

南社的主要业绩在于以诗文特别是诗词鼓吹革命，对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诸如这一时期南社领导人陈、高、柳诗作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和个例研究，对南社诗作总体的综合研究，对这一时期众多革命报刊上的诗词的综合研究和个例研究，对《南社丛刻》特别是早期几集的综合研究，都很不足。就《南社丛刻》而言，虽然原刊已经影印，尚罕有作深入研究者，本集所收两篇都来自台湾省的南社学研究者。试看《南社第四集·文录》诸篇：高燮《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序》、《书安雅堂稿后》谓，陈子龙文复出，乃“先生之灵爽凭之”；《陈卧子先生传》传后想象在当年陈氏殉难处追怀前辈英烈，至欲“放声一哭”；柳弃疾《松陵文集序》盛赞陈巢南继潘力田之志，激情召唤“云蒸霞蔚，烛宵汉而射牛斗”的英雄人物出现；叶叶《王问篇》假托娴军事之儒者答扶馀国王虬髯客问，暗喻云贵地区为反清起义的有利之地；陈去病《秋社启》直陈秋案“狱状未具，遽婴显戳”，讴歌秋子其人“义侠干风云，才情掩闺阁，持麟经而不惑，赍长恨以入地”，抗议清廷暴虐：诸文或手挥目送，意在言外；或义正辞严，无所顾忌，皆足以干禁招祸。更有甚者，《诗录》中周实的《痛哭四章》，从其中“猿鹤沙虫同一炬，累累七十二荒坟”之句，一望而知为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而作。“誓起鲁阳挥赤日，忍教胡月犯黄天。匣中夜夜青锋啸，愿作人豪不羡仙”云云，已经明确表示与黄花冈烈士敌忾同仇，准备拔剑而起、投笔从戎的意志。“虏运将兴炎运在，南阳会睹汉旌旗”之句，用汉光武大败王莽百万兵于昆阳（秦南阳郡地），成中兴大业事，鼓吹继续武装起义以推倒清室。此集于“辛亥六月朔日”在上海印行，所有作者皆署真实名字，标明籍贯。此时此境，发表如此彰明较著的“大逆不道”文字，显然冒着杀身亡家的重大风险！我们将《痛哭四章》称为当时国内公开发表的革命诗歌的最强音，将《南社第四集》称为当时国内印行的革命出版物的最强音，谁曰不宜！然而，此例尚未受到广泛的注意和探讨！

南社成员不仅从事诗文写作和报刊编辑，亦有参加和领导武装斗争者，周实、阮式、周伟、张冰等响应武昌起义，领导山阳光复，周实、阮式（并称周阮二烈士）同被清令姚荣泽所杀害，是其著例。值得注意的是，负笈于南京两江师范的周实，原拟与南京学生共谋光复，适柳亚子、朱少屏相招赴沪，与柳晤谈后，乃变计回淮举义。柳本人虽不曾直言原委，但挽诗中有“一语无端死伯仁”句暗指其事，后来在《自撰年谱》中也以“联床竟夕，商江北起义方略”一语带过。他推动和策划武装斗争是确凿无疑的。姚荣泽惨杀周阮一案，经柳亚子等费尽心力，几经曲折，终于在上海公开审理，姚犯虽被判死刑，却为窃取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特赦免死。此案在上海喧腾半年以上，引起全国瞩目，元凶漏网，大仇未复，成为柳亚子终生憾事。周阮惨案惩凶未果，是辛亥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所决定，是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缩影。时过境迁，此事此案似已为论坛和各界所淡忘。《辛亥革命史》巨著忽略周实和山阳光复的事迹；《中国近代史辞典》未立“周实”词条；在淮安古城，周阮二烈士祠早已毁于抗战期间，至今尚无纪念和缅怀周阮的场所；周著《无尽庵遗集》、阮著《阮烈士遗集》，民初印本久已难求。

由此可见，对南社的诗文成就、南社成员参加武装斗争者之革命业绩的研究，亟须加强其深度、广度和力度，以符合实际，激励来兹！南社前辈的革命精神将鼓舞和引导我们为振兴华夏、统一祖国而奋斗不已！

南社既有重要业绩和贡献，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应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避免夸大

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和国民党要人，一时都是南社成员。有人说，“近十年的中国政治，不妨说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柳亚子也开玩笑地补充说，陈英士也是南社社友，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已有学者指出，所谓“南社派的政治”不能成立。实际情况是，南社并非政党，政治主张不尽一致。民国肇建后入社者多，更是泥沙俱下。许多南社人物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不论他们是南社老成员或是新成员，都不是作为南社代表进入政府的。即使这个院或那个院的院长是南社社员，也并不就是南社政见的贯彻者。有些高官，已经悖离南社，却利用南社声誉装扮自己，汪精卫即是一例。南社是个很松散的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新闻、出版、教育等文化诸领域的志士，在反清革命的大方向下走到一起，公布于《民吁报》的《南社例十八条》仅规定“品行文学兼优者许其入社”。1914年愚园第10次雅集，始明订“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反对北庭”的宗旨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大方向而已，成员旨趣不尽相同。及至清室退位，反清愿望已遂，成员趋向不一，南社的力量涣散，作用也明显削弱了。

就南社的诗观、诗学主张言，也有明显的弱点和局限。领导人物陈、高、柳三人也不尽一致，甚至不免自相矛盾。如高旭认为：“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思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态度犹疑瞻顾，缺乏说服力。柳亚子论诗，认为“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他一方面实际上认同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理想”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又公开斥责梁启超。对此，新近问世的敏泽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下卷有所批评。南社未有自成体系的诗观、诗学主张，对诗体、诗律的改革和发展未曾顾及，领导人物也未能提出较诗界革命更新的观点，比起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还显得滞后一点。

1935年，柳亚子在《我和南社的关系·开场白》中说：“有许多人的记载，把南社评价过高，夸张它对于革命的功绩。”对此，他明确表示了异议。1936年，他在《关于纪念南社》中说，“南社文学在反清反袁上是不无微劳的。不过它不能领导文学界前进的潮流，致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所唾弃”。这里，我们主张实事求是，
避免夸大，也正与柳氏的本意相合吧。

对南社史上的重要事件，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审视，

不以人划线，不为贤者讳，不为成见所囿

南社史上有些重要事件，牵涉较多，影响较大，事过而论未定，或是有一些相沿说法而未尽服人，就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审视，是非得失一以客观实际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为准。

以对于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争论为例。以往的论者，一般认为是新旧文化的较量和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或革命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斗争在文学上反映，对柳亚子有所维护。近年的一些论著，议论较多。有认为柳亚子以宗唐学宋划分进步和落后不科学，为武断、片面、极端看问题的风气开了先例者；有认为柳亚子看不到尊唐与宗宋背后的人性差别，把尊唐宗宋与政治立场的分野混为一谈者；有认为“同光体”诗人虽以宋诗为鹄的，也上参唐诗，而柳亚子否定宋诗，其取径反而比宗唐者更趋狭窄者；有认为柳亚子提倡“创堂皇绮丽之作，黄锺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与民初现实相对照，显得空洞无力者……如此等等，诸说并呈。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不以人划线，不为贤者讳，不为成见所囿，实事求是，集思广益，是应当提倡的。柳亚子自己的观点是随时发展的，他后来也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中深自悔恨，认为“伯仁由我而死”，“觉得很痛心”，并自承当年“肝火旺得一塌糊涂”，“终于搅散了南社的道场”哩。

对以保存国粹为号召的国粹主义思潮，应当坚持辨证精神，

进行具体分析，作出恰当评价

许多南社人物是《国粹学报》等的撰稿人，其中陈、高、柳和马君武、胡朴安等是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大致可以说，南社人物是国粹主义思潮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所宣扬的国学、国粹、国魂、夷夏之防、宋明英烈、几复风流，有力推动反清革命思潮汹涌高涨，促进反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功不可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大汉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色彩。当民国建立，民族矛盾消解，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反孔反封建思潮高涨之际，国粹主义思潮自日益显示出其保守倾向而为人所垢病，但情况非一，各自有其观点，只能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此，坚持辩证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研究者应当冷静、客观、务实、持平，站得高、看得远，

力除偏爱情结、亲人情结

作为研究者，不论年龄、资历、辈分如何，时时刻刻都应当保持冷静、客观，力求务实持平，力除偏爱情结、亲人情结，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都应当比自己的研究对象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全方位地审视和检验他的一切，把握总体，实事求是，而不该自我菲薄，偏信盲从，甚至任意取舍，曲为隐讳。

林庚白自视甚高，尝言“十年前郑孝胥诗今人第一，余居第二”，现在论诗，“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对此，文怀沙在《青丘有女耀高丘》一文中，以幽默的语言表示了保留的态度：“ 林庚白的诗是否比杜甫高明，且由后人评说。”

又柳亚子读林北丽诗后说：“徐淑清才，乃在秦嘉之上。”我也愿意仿效文怀沙的话这样说一句：“林北丽的诗是否比林庚白高明，且由后人评说。”

再则，关于林庚白和柳亚子，还有“精深”和“博大”的概括，据说源于闻一多，浸假遂有“庚白与亚子创南社诗坛两大派，前者精深，后者博大”之说。林诗和柳诗的特色和分野如此概括，是否恰切，南社诗坛是否形成这样的两大派，我不甚了了，因而我在论林、柳诗时，有“精深博大同兼美，顺应更新并擅长”之句，表示了含糊存疑的态度。

诗人的自我评价，社友、诗友和同时代人的相互议论，必然带有主观成分，感情色彩，作不得准，只能留供参考而已。作为研究者，需要做好艰苦的准备，掌握充分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审视和考察，力求得出客观的科学的论断，千万不要执其一端，据其片言而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对于品格操守前后不一的两截人物，也应坚持求实精神和辩证精神，

毋须悬为禁区，有所回避

汪精卫是南社著名人物，前期业绩昭著，诗文亦膺美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禁囚”之句，脍炙人口；抗战期间堕落成为投靠日敌，为虎作伥的头号大汉奸。林庚白当年拟编《今诗选》，列汪诗于附录。柳无忌等编《南社人物传》则未及。当代研究者，几视之为禁区。我以为殊可不必。历代正史从来兼存贤奸。历史所以总结经验，昭示来者，巨奸大恶理应收录，前后两截也该如实记述。对汪精卫，不因其卖国投敌而抹杀其早年业绩；也不因其曾有贡献而对其投敌罪行稍有宽假。新近看到一本名为《陷阱》的书，历述蒋、汪数十年间的离合关系，说明汪之投敌乃蒋有意纵逸、逼迫、诱导的结果。我意，即便此书所述皆确凿有据，投敌主和、签约卖国、组府还都的汉奸道路，是汪精卫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即便是一口陷阱吧，也是他自觉自愿投进去的。在这里，没有任何宽假的余地。对于为汪精卫一流辩护、开脱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苍生请命”一类投降哲学、汉奸理论都应当采取义正辞严的态度。

当前的南社研究正处于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环境当中，已经具有良好的气候，适宜的土壤，在大家共同耕耘之下，必将出现鲜花满园、硕果累累的南社学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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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于金陵芳草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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