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韩国志士的抗日救亡运动

——从申柽说开去

金建陵  张末梅

1937年8月13日，日军重兵进攻上海。11月12日，历时三月的淞沪之战最终失利，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全部沦陷。愁病交萦的柳亚子蛰居在“孤岛”的寓所，杜门谢客，以王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句意，自题寓庐为“活埋庵”。在“活埋庵”内，他潜心撰述了八万七千余字的长文《我和南社的关系》，详细地回忆了“南社”的业绩。在这篇长文中，他提到了“南社”在1914年8月于上海徐园的临时雅集的参加者中，有一位韩国籍的“南社”成员申柽。

柳亚子是是这样介绍申柽的：

申睨观，名柽，字汕庐，辽宁人，原籍朝鲜。痛三韩亡国之惨，弃家西行，奔走革命甚力。传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总统之职，语秘莫能详也。已故。【1】

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就南社与韩国志士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申柽（1879—1922）原名申圭植。1911年亡命中国后才改名申柽，号余胥、青丘、恨人。韩国忠清北道文义郡东面桂山里（今清原郡加德面仁次里）人。

申圭植从小就聪明过人因而被称为“神童”。1898年，他进入官立汉语学校，两年后毕业汉语，又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步兵副（中）尉。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韩国签订了丧失主权的《乙巳条约》。时年27岁的申圭植得知这一消息后，想要和地方镇卫队共同发动兵变而展开抗日斗争，却因他的计划被泄露而失败。他饮毒殉节，也被家人发现而未能死，终因右眼神经受损只能斜着眼看人。因此，他自号睨观，以示斜视日帝、轻蔑日帝之意。

1907年，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又强迫韩国签订七款条约，强迫皇帝李熙退位，强行解散韩国军队。申圭植从此脱下军装，加入大韩协会，并加入大倧教。1910年，当申圭植得知“韩日合并”的噩耗后再次服毒自尽，幸为大倧教的第一世都教司罗哲所救。

韩国亡国的悲剧很快就引起了“南社”人的密切关注。广东梅县籍南社社员古直（字公愚，号孤生）就曾在《南社丛刻》5集上发表了《哀朝鲜》一诗：

滔滔入同江，茫茫箕子封。川原郁惭邑，中野多蜚鸿。

曹社久成谋，作伥有元凶。壮士发上指，萧萧生悲风。

一击聊快意，身死国亦从。降王迎轵道，哀哉彼狡童。

三韩日黯淡，倭儿意气雄。女萝附松柏，妄谓可始终。

松柏不自庇，女萝复何庸。渐渐麦秀歌，百世有余桐。【2】

这首诗，与其说充满了对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民的同情，倒不如说是“以邻为鉴”，对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中华疆土保持着警醒。

与申圭植一样，一批又一批的韩国抗日志士前赴后继，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中来。特别是韩国抗日义士安重根（1878—1910）的壮举，很快也就成为南社人诗歌创作的新鲜题材。

1907年，韩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运动。安重根亡命到俄罗斯远东滨海州，献身于朝鲜的义兵运动。1908年，他以全齐德手下的大韩义军参谋中将兼特派独立独立队长以及俄领地区司令官的身份，率领一百多的部下，渡过图们江到朝鲜国内，与日军交战。1909年正月，安重根与十一名同志断指示盟，献身于救国斗争。同年，他得知伊藤博文将在满洲与俄罗斯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会谈，便装扮成日本人，潜入哈尔滨火车站。10月26日上午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走进车内，和伊藤博文进行了约25分钟的谈话，之后两人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检阅俄国仪仗队。阅兵完毕之后，伊藤博文走向日本人欢迎队伍。此时，安重根从欢迎人群中冲出来，举起手枪向伊藤博文射击。伊藤只来得及说了句“什么人？”就被打倒在地。安重根的手枪内有8发子弹，发射了7发。其中三发打中了伊藤（日本方面的法医检验报告说，第一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射入，进入右胸肋，水平穿通两肺，留在左肺叶中；第2发从右关节后面射入右胸肋，穿通胸腔，留在左肋上；第3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擦过，从上腹中央射入，留在腹肌中），另外四发分别打伤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右手腕击穿，身负重伤）、森泰二郎和田中清次郎。由于使用的是高杀伤力的开花子弹，伊藤当天上午10时即告不治。而安重根和被当场扑过来的沙俄宪兵逮捕。因为案件发生在俄国的东清铁路保护地内，所以沙俄将其引渡给日本总领事馆。经过数月的审理，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于1910年2月10日非法判处安重根死刑。1910年3月26日9时4分，安重根义士身穿韩国传统的纯白绸韩服从容走上绞刑台，在旅顺大狱内英勇就义。

安重根义士的壮举，叩动着不少“南社”成员的心弦。《南社丛刻》12集，载有汪洋（安徽旌德人，字子实）的《敬题安重根先生传》一诗：

一弹无余恨，千秋享令名。侧身瞻故国，含笑送平生。

英气常如在，江流夜有声。松滨试廻顾，凭弔不胜情。【3】

这一集的《南社丛刻》，还载有张怀奇（字芍岩，江苏武进人）的《荆轲两首为安重根作》：

受人恩去复人仇，不中空贻一击羞。

金气埋台神骏死，剑光遶柱祖龙愁。

有灵若拥三秦帝，重怒先亡六国侯。

毕竟张良能忍耐，报韩借箸有深谋。

歌罢萧萧易水寒，朔风吹裂旧衣冠。

中天日月腾虹气，末路君王剖马肝。

怀剑屠龙轻诺易，捐金市骏得人难。

谁知技击无灵甚，孤负深恩太子丹。【4】

这些诗歌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韩国抗日义士的赞颂之情。

（二）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这个消息给谋求韩国独立的志士仁人们一个新鲜的冲击。申圭植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于11月下旬从汉城出发，渡鸭绿江，经沈阳，于同年12月10日到达北京。后经天津，于12月20日前后到达上海。

在上海，申圭植自己提到的第一个交往的人物便是当时任《民立报》记者的南社成员徐血儿。徐血儿（1891—1915），江苏金坛人。1909年春，19岁的徐血儿便开始接触同盟会在国内主办的报纸——《民呼报》。该报抨击时弊、鼓吹民主共和的文章，使他倍感亲切。他因此常将《民呼报》的一些观点在同学中宣传，并据此议论国事。未久，《民呼报》遭查禁，同年秋《民吁报》新创刊。徐血儿开始向《民吁报》投稿，由此，引起了该报编辑同仁的重视。这年秋天，血儿只身来到上海，专程拜访了《民吁报》社长宋教仁、主笔于右任等人。宋、于等人见他出语不凡，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志向可嘉，遂将其留在《民吁报》排字车间见习。血儿刚到报社，不谙报社工作程序。一日，报纸的样版上还缺一篇稿件未到，版面有块空白，血儿便将自己的文章《泣血篇》在未经编辑审定的情况下直接付梓。当小样送至编辑部审校时，宋教仁、于右任等人见稿拍案称奇，大为骇异，视徐血儿为“奇才”，随即将徐血儿从报社排字车间调编辑部任外勤记者。1910年10月1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民立报》创刊，并以此取代《民吁报》。这时徐血儿已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成员。武昌起义后，《民立报》由于右任主持工作，徐血儿出任该报主编。1911年11月，反动军阀张勋丑恶面貌日渐暴露，血儿洞察其奸，愤激为文，在《民立报》上先后发表了《同胞，共速杀南京土匪张勋》和《励征南京健儿行》等时政短评，对张予以揭露与挞伐。1912年12月，在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徐血儿又在《民立报》发表多篇讨袁檄文。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声讨汉奸》、《铁瓮城头革命旗》和《袁氏其悔过乎》等。1915年春，徐血儿由于长期劳累过度，以致积劳成疾，肺结核病到了晚期。是年9月22日，血儿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病逝于上海，年仅24岁。申柽在《追悼故友血儿君并叙》中写道：

呜呼！血儿君，余往在辛亥之年由故都遁身渡海上翌日订交之第一人也。对余每以腹心推爱，切论痛痒关系，相期勉励前途。君英年奇士而肆力文章者也。曩主《民立》笔政，忧愤成祟。忽闻时局变幻，顿剧不起，年二十四。呜呼！今日岂徒为失一知友而哭哉！

君言唇齿痛，我哭蕙兰焚。

落月三茅阁，人琴两不存。

这一集的《南社丛刻》附录，还载有申圭植《辛亥赠血儿旧作》一首：

初逢徐血子，恰似识荆州。

一发千钧势，两眉万种愁。

亚东无日月，海上有春秋。（时沪上春秋系君撰）

我亦伤心者，远来同气求。【5】

这一期间，申柽还参与了《民权报》的工作，与《民权报》的中心人物、南社成员戴季陶（1891－1949）的关系也很密切。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民权报》刚刚创刊（1912年3月28日）之后，申圭植曾经致戴季陶一首汉诗《壬子春赠天仇》：

山阴雪月逈云衢，几夜申江梦想纡。

大陆雷鸣惊众蛰，青丘日没恨鸟啼。

何天神妙前生尔，此世孤鳏不死吾。

握手悠悠无限感，千波万壑是前途。【6】

戴季陶给此诗附注解刊登在4月10日《民权报》第11版上，这足够说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首汉诗中，申圭植把自己的处境比喻成“日没恨鸟啼”，并叹息自己的前途是“千波万壑”。对此，戴季陶写道：“此诗的笔者是作为国亡家破的三韩志士，遁身江湖奔走国事，而读其诗每为泣下”，并叹道：“不久继三韩前辙的将是我们。”正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担忧，《民权报》曾多次刊载申圭植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为韩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舆论支撑。

1912年4月18日的《民权报》11版上还刊登了署名为“韩人睨观撰”的孙文面谈记，即《拜谒孙中山记》为题的短文。根据这篇短文的内容和前后背景，可以认为韩人睨观就是申圭植。《拜谒孙中山记》的整个内容是这样的：当获悉日夜想见的孙中山下榻汇中旅馆的消息之后，就去拜访，正好遇到外出回来的孙中山，通过在场的胡汉民介绍能够在孙中山的房间里会谈一会儿，并且申圭植在那儿大喊“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以此表达对孙中山的尊敬，孙中山又是百忙之中热情接待他，因而申圭植更加钦仰孙中山。

1912年8月初，北京发生了警察厅逮捕8名韩人转交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事件，申圭植出面展开了营救运动。当时驻天津的日本领事馆要求北京警察厅逮捕韩人的理由是这些韩人与暗杀访问俄罗斯回国的日本首相桂太郎的阴谋有关。而申圭植则千方百计地想使他们在中国境内获释。他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舆论进行号召，还通过南京或上海方面的革命派施加政治压力。《民权报》连续两天以相当大的篇幅刊登社论，主张这个事件是侵犯中国法律主权的事件，而且国际法也不容许，所以无法容忍。看来，《民权报》的这些主张与申圭植的直接关系或申圭植的直接要求有关。因为戴季陶的关系，此时申圭植已就任《民权报》的经理，《民权报》社也成为在上海的韩国留学生的联络处。

申圭植除了协助戴季陶等经营《民权报》的事务，还经常来往于上海、南京等地区，联络流亡到这里的韩国救亡人士，于1912年7月成立了反日团体“同济社”。“同济社”不仅是一个独立运动组织，也是以上海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境内韩国同胞互助的机关。申圭植被推举为理事长。他为此还写过一首诗，来展望“同济社”的未来：“凌晨半夜，默祷拜天宫。大道无私曲，至诚而感通。人间变迁如今何多?痛苦与悲伤，重重叠厚。只言不足成，实践带成功。想念江山，何处寻之？浪中乘同船，济济多士好了不起。白发苍苍，气魄依然雄伟。去找您在的地方，我们都是船夫、舵手。齐心协力，划向彼岸。到时欢迎祝贺，喜庆无穷。    时到8月在申江    睨观鞠躬拜礼”

申圭植和中国的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徐谦、张溥、扬庶堪、吕天民、唐少川、黄介民、阳春时、柏烈武、李怀霜、张静江等人的交流也很频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南社成员）被暗杀后举行的葬礼，申圭植与曹晴蓑、尹耘崖、濮南坡、申献民、洪可人、韩一舟、郑朝宗、白隐溪、安澄、啸印、金霹儿、申铁儿、金晚湖、金桄等一大批韩国人参加。申圭植写的挽章在葬礼上尤其引人注目：

吴绶卿  宋渔父  生与齐名  死与同归  壮志未遂  留取丹心照千古

大革命  真共和  创之维艰  久之靡定  万方多难  空余热血到重泉【7】

另据1939年为纪念申圭植诞辰60周年而在中国重庆出版的申圭植诗文集《儿目泪》60页上的《碧浪湖畔恨人谈》（此文是陈其美被杀一年后的1917年5月18日，找到陈其美之墓所在地吴兴城外碧浪湖畔的申圭植为悼念陈其美所写的）一文来看，申圭植遇见陈其美（南社成员）是他来上海开始活动的1912年2月初左右。申圭植也从陈其美那里得到了各种支援。例如：陈其美曾向申圭植提议为发行宣传韩国独立的历史书刊或刊物杂志借印刷机。陈其美遇害后，申圭植送的挽联上写道：

生耳死耳  勋业已耀千古  于公于人  可谓了事  暂且莫论中国前途  结辅车盟  同志已多年  相其共造生灵福

梦耶真耶  哀声忽起四方  问彼老天  究竟何心  不堪重过新民故宅  接邮筒简  计时才一日  岂意遽成永诀音【8】

根据这首挽联来看，陈其美被害的前一天——1916年5月17日，申圭植还到过陈其美在上海的宅第。

申圭植等人于1912年2月初刚到上海以后，还与正在成立的自由党有过联系。自由党是以李怀霜（南社成员）、周浩、戴季陶等人为中心，以“维护自由和幸福，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于1912年2月3日在上海成立的激进的政党。申圭植、曹成焕等人加入此党之后，自由党机关便成为在上海、南京的韩国人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

综上所述，申圭植在加入“南社”之前，就曾经与不少“南社”中的政治活动家们有过广泛地接触，其目的有二：一是寻求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势力对韩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二是为在华的韩国流亡人士寻找落脚点、联络点。

（三）

随着申圭植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活动家们交往地深入，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当时政治活动家的“文学俱乐部”——南社。据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的记载：1914年8月24日，申圭植在上海填写南社的入社书，介绍人是朱少屏、陈世宜、胡朴安。【9】

申圭植加入到“南社”以后，很快就成为这个“文学俱乐部”里的积极分子。从1914年8月到1916年9月，南社在上海、北京举行的雅集或临时雅集，他是逢集必到。每逢雅集，南社社员都要飞觞行令，限韵赋诗。【10】或许是申圭植的汉语水平和文学水平尚未达到能与其他南社社员“互动”的水准，他在雅集中始终扮演着一个“观众”的角色。他的诗文在生前并未能发表在《南社丛刻》的文、诗、词的栏目上。直他因疲劳过度于1922年9月在上海去世后，1923年12月出版的《南社丛刻》22集（陈去病编辑，姚光自费印刷）诗录才发表了他于1912年写的一首旧诗《壬子春赠天仇》。【11】这通常也是《南社丛刻》用以悼念社友的一种方式。其余的申圭植的作品则都刊载在《南社丛刻》的附录中。

附录顾名思义是附在正文后面与正文有关的文章或材料。《南社丛刻》从第9集开始才有附录，附录的内容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是有关雅集的实录或报道；二是征文启事；三是南社中的烈士事略；四是除文、诗、词以外的特殊文体的作品，如13集和14集就分别载有吴梅的曲《题钝根红薇感旧图》和《题西冷悲秋图》；五是需要让大多数社员了解的书信。申圭植发表在13集附录中的《与同社诸子书》和17集附录中的《乙卯九月九日纪事》都很值得一提：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在当时很多人未引起警惕的情况下，申圭植于2月18日致书柳亚子等，谴责了卖国贼的卑劣行为，表达了他对中国政局的痛心。并以《韩日协约》为前例，提醒中国的仁人志士警惕。信的全文如下：

亚子、屏子、天民、朴安、匪石、剑华先生暨辱知诸公均鉴：歔歔乎危矣殆哉！狞风暴雨，天地晦冥，卷潮倒河，莫之能御。一自大问题发生以后，小丑明目张胆，外报纷揭喧腾，余何人斯，亦惴惴然狂奔疾走，采探情形，忽忽已旬余矣。余不敢语及秉轴诸公，且无欲言在野伟人，但此间平民团体焉，未闻公开之会议，言论机关焉，尚寂一篇之警告，而万家杏花，宴餐如昨，舞台春柳，管歌不绝，车水马龙，恭喜发财，俨然是太平乾坤之岁况矣！奇异哉不可思议！事贵乎镇静审慎而然欤？有所恃之万全计而然欤？抑或未知其事实而然欤？

仆恨人也，丁未吊桂林之故宅（日兵烧我家，国破家何保），庚戌恸禾黍于汉城，遂逃来华有年矣。呜呼！又将哭无所于大地，何恨人之恨泪，终无已时耶？痛痒密切，我何忍默？前鉴自在，我何容讳？曩在丁巳，所谓第一次《韩日协约》。当时日人，先吓逼韩皇及一二大臣，严守秘密，故朝野内外，懵然无知。至其勒缔发表也，上下鼎沸，仓皇失措，拼命呼救者亦多已无及。第二次勒约亦然，竟遭第三次之惨辱（知否彼狡童之惯用法）。国已墟，民族随以将沦亡矣。耗矣痛哉！尚忍言。呜呼！我所亲爱之中华民国仁人志士，忍蹈我后辙？盍起图之！仆辱在爱末，事关前途，情迫势急，语不择发，兹敢琐渎尊听，谅知我诸公，不以是为厚诛。书不尽意，统惟垂察，并询起居，另附旧历元旦题感俚句一首，工拙未遑计，并乞哂政。

信后，还附有他写的《元旦题感示南社诸公》（青丘恨人未定草，旧历元月五号）：

东风猎猎客先惊，中夜沈沈尚未醒。

从古燕南多慷慨，只今沪上最文明。

秘密丧权哀后辙，鼓吹无力惜前名。

痛哭不干五年泪，茫茫何处觅秦庭？

13集的编辑是柳亚子，他收到申圭植的来信时，13集《南社丛刻》已经发排，才不得不将他的来信安排在13集的附录三。为了引起南社社员的注意，柳亚子特地加了编者按：“社友申子，为箕壤遗民，国亡而后，耻隶岛夷，间关内渡，占籍奉天，故其文字，弗能以规律相绳，然伤心人语，滋可念也。亟录之以警国人之梦梦云。编者记。”【12】

1915年10月17日，南社于上海愚园举行了第十三次雅集，包括申圭植在内的27人到会，柳亚子因足疾卧床，未出席。此次雅集的主题是检点用通讯收到的选举南社主任的选票。在161票中，柳亚子以152票继续当选主任。事后，申圭植撰文记录了此次雅集的经过，并发表在1916年5月出版的《南社丛刻》17集的附录中。《南社丛刻》的附录共刊登过7次雅集的实录和新闻报道。所谓“实录”，仅仅是广东分社、长沙分社、愚园雅集分韵赋诗的作品录，缺少对雅集过程、氛围和环境的描写。相比之下，“新闻报道”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则更具有史料价值。“新闻报道”仅有2篇，一篇是陈匪石写的《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另一篇就是申圭植撰写的《乙卯九月九日纪事》：

顷接亚子主任函，订旧历重九日举行南社第十三次正式雅集，假座愚园云。亚子者，中原豪杰士，南社主人翁，使我精神向，知君志道同。意谓躬逢盛会，兼亲丰采，屈指计日而赴之。云起楼上，旧雨新雨，诗卷堆积，杯盘狼藉。余先向屏子问亚子，答未来，指东壁。趋视之，乃亚子寄同人病酒诗八首揭示者也。不忍卒读，嗒然如丧，块坐一隅。力子、屏子宣言，血儿君遗族救恤，同人慨捐。少焉，屏子分赠《三子游草》一册。三子者，湖海胜流，亚子亦其一也。社友导余就午餐，群贤聚酌。主席屏子报告社况，介绍新友相见，同拍照纪念，更登楼继饮，或拇战，或吟句，有时轰笑粗谈杂其间。右手执杯，左手擘桔，颓然放然，不知白日之既逝。噫！可谓不负良辰美景者矣。余是恨人，触景生悲，所谓伊人又在吴江而不见，怅何如也！酒阑，主席嘱余共夜酌，因事辞之，先告退。……仆本不工汉文，未敢言诗，但写意记事而已，敢供亚子社长词伯一粲，并乞有以教之。【13】

在这篇《纪事》后，还附有申圭植的《南社第十三次雅集书感示亚子社长》：

满城风雨此良辰，绝景江湖谁与亲？

南社相逢名下士，亚庐不见意中人。

冥心敢信前生僇，白眼放观大块尘。

遥指蓬莱今日会，几多恩桔谢恩臣。

这首诗很能反映申圭植参加“南社”活动时的一些真实心境：一方面是争取南社名士对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一方面也是一个长期流亡、飘泊的异国游子想通过文学的交流活动寻求心灵的慰藉。

（四）

1919年3月，韩国爆发了著名的“三•一运动”，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示威，高呼“大韩独立万岁”，要求民族独立、自由。这一和平的独立示威运动虽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用刺刀镇压下去，但却明白地向全世界显示了韩民族的独立意志与民族力量。被压迫的民族要团结起来。同月，集结于上海的韩国志士决定在法租界宝昌路329号设立临时事务所，并发表《独立宣言书》。同年4月10日，吕运亨、尹显振、玄盾、申翼熙、崔昌植、李始荣、李东宁、曹成焕、申锡雨、赵东右、金澈、申圭植等，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举行会议，组织临时议政院，以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并决定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申圭植被任为法务总长，还被选为临时议政院副议长。

1920年10月10日，申圭植在上海创办《震坛》周刊。这是一份大16开的报纸型刊物，每期8版、12版不等。该报在北京、常州、无锡、南京设有代派处。在苏、法、英、美、德及夏威夷设有通讯处。

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使韩国获得独立呢？这是《震坛》周报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申圭植曾以“睨观”为名在10期（1920年12月12日）发表的题为《民族自决与韩国独立》的社论中指出：“以冥顽无灵，野心勃勃之敌日，必置公理人道于不顾，则我韩民族为自存计，惟有执干戈而起，与敌决一死战耳。”由此可见，申圭植是主张用武装革命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卖国政权的统治的。

同时，《震坛》周报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宣传韩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配合了临时政府在外交战线上进行的求援活动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为“再造韩国”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舆论宣传活动。连续多期，该刊都在“痛言”栏中连载了申圭植以“汕庐主人”为笔名撰写的《韩国魂》。【14】

在《震坛》周刊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南社成员的文章。据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的记载：《震坛》创刊后，景定成、吕志伊、朱剑芒、柳亚子等纷纷作诗文致贺。【15】湖南湘乡籍南社社员张冥飞于1920年11月14日出版的《震坛》第6期上发表《我对于韩人之感想》一文中写道：“希望我们中国人，对于韩人所受的待遇，时时刻刻放在心里。……不要仅洒同情之泪，也应该尽同情之力，帮助我们最亲密的好兄弟啊！”这些出自肺腑的话，鲜明地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摧残下中韩两国人民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

1920年11月25日，南社社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的作者田汉视为“既给我以生命，又给我以与生命同体之‘爱’之漱瑜”的田汉的舅舅、后亦是田汉的岳父——易象在湖南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次年4月24日，《震坛》第22期公开发表了易象的绝命诗：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作来生一恨吟。

这时，适逢南社社务完全停顿，《震坛》除发表了易象的绝命诗外，还为之征集遗稿。【16】就连柳亚子的一些诗作，也曾发表在《震坛》周刊上。1921年6月5日出版的23期上就发表过柳亚子的《海上题睨观即题其汕庐图》：

东邻肝胆土，十载见兹人。家国愁难疗，云天谊转亲。

一成终祀夏，三户定亡秦。莫漫悲离黍，飞藤会有辰。

子切悲巢痛，吾怀寒齿忧。何当时日丧？与汝赋同仇。

碧血清流史，黄金国士头。相期无限意，珍重看吴钩。

此外，南社成员柏文蔚、吕志伊、梅景九、于右任等为《震坛》周刊题词的墨宝，也为这份刊物增色不少。

1921年，申圭植又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任为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由于他善于将自己从事的韩国救亡运动与“南社”的活动巧妙地融合，为他的外交活动博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缘。这一年的9月，在广州的南社成员谢英伯、叶夏声、汪精卫又和在广州的韩方人士发起成立了广州中韩协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申圭植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专使于1921年10月3日访问广州，与当时领导护法政府的孙中山举行了会谈，并通过会谈，两国互相承认对方，同时得到护法政府支援韩国独立的具体约定。这期间，在广州护法政府中担任内务部次长的吕志伊、财政部长廖仲恺、大元帅府秘书长汪精卫（都是南社或新南社成员）也会见了申圭植。这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外交领域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申圭植离开广州后，在中韩协会召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谢英伯利用其任《广州日报》社长的条件，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办起了一份中韩协会的机关刊物《光明》月报，于1921年12月1日创刊发行。《光明》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激励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期上，刊有南社社员景定成和汪精卫为《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选载》所作的序一、序二。另一名南社社员叶夏声则在“专著”栏发表了《我国对于太平洋会议应取之态度（一）》。该刊的《发刊宣言》中提出：《光明》的基本特点应为平民性和公理性，而不应成为有产阶级的舆论工具，明确体现了强调阶级革命的立场。同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都强调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还主张采取罢工、罢市等直接行动维护劳动者利益。显然，《光明》的编辑者在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选择上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正因为如此，上世纪50年代末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还将《光明》作为“五四时期期刊”进行详细介绍。【17】

[参考文献]

【1】柳亚子《南社纪略》67页，[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3】【4】【5】【6】【11】【12】【13】《南社丛刻》779、2464、2518、4209—4211、5889、5889、2923—2924、4209—4211，[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

【7】【8】刘作忠编注《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581、678页，[M]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15】【16】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372、549、550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金建陵、张末梅《南社“雅集”解读：以第十次为例》，[J]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4】【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182—185、647—649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当代韩国》2006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