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柳亚子与丹阳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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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建陵

2007年5月28日，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天，我应邀出席由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苏州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在苏州联合召开的“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当火车驰经丹阳时，一个想法猛然从我的脑际迸出：亚子先生与丹阳的情缘殊深，他年轻时的老师林懿均，中年时的同事黄竞西，晚年时的秘书姜可生竟然都是丹阳人。

亚子先生年轻时的老师便是林懿均。林懿均原名蛎，字力山，号立山，1881年生于丹阳麦溪后松卜村。13岁时即读完十三经，次年入泮成为秀才。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外侮之日亟，林懿均于1902年投笔从戎，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这所学堂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896年设立的。学堂仿照德国军事学校办学，培养陆战军事人才，除中国教习外，延聘德国教习五人。所学科目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科，其中特别重视炮科。学习内容为兵法、行阵、地理、测量、绘图、外文等。学习期满二年后，再学习炮法一年。

俞明震任该堂总办时，曾一度改良章程，允许阅读新书报，学生仅购阅《新民丛报》就达百余份之多，“因此，四方有志者，颇多投入陆师”，学生“皆虎虎有生气”。但校方不久即更订章程，将学生权利一律取消，并咒骂新书报“最易坏人心术”，严令“除武备课程不得旁阅一字”，派人搜查学生宿舍，欲将书报统统烧毁。学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改良堂规，章士钊则以退学表示抗议。1903年4月2日，31名学生联名告退。为了破坏退学，俞明震先是宣布开除林懿均等4人，企图迫使学生屈服。不料“学生见之，愈为不平，退志益决”，“自谓在堂一日，实惭愧一日也。”学生们退学后，“拟仿南洋公学之例，组织一学校共和办法”。因俞明震指控其主张革命排满，“欲锄其首谋而解遣之”，学生们在南京无法立足，乃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林懿均被以“言论过激”而勒令退学。随后，林懿均与章士钊等退学同窗赴沪，到上海加入章太炎、蔡元培、蒋维乔等创办的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己任。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爱国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没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柳亚子与他的同乡蔡冶民、陶亚魂因在家乡的禊湖书院仿爱国学社张园演说，遭到了乡绅范某的竭力反对，便索性“把大门掮掉了，硬是进去演说，号召了不少人来听。没有演说台，便把坑几移去，跳上坑床，大演特演起来。讲到激烈的时候，双脚一顿，坑床便开了一个大洞，负了破坏公物的罪名……”乃至乡里哗然，天天有人到家中告状。他们三个在镇上已无立足之地，便到上海的爱国学社上学。柳亚子的父亲还特地拜托时任爱国学社教席的金松岑，让他多加关照。

这一年，规模空前的拒俄运动爆发。爱国学社组织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开设军国民教育体操课，林懿均任兵操课之教员，带领柳亚子等一班学生训练。蔡元培先生1937年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写道：“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樵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懿均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林懿均与柳亚子以师生相称，就是从这里开始。

这一年的夏天，《苏报》为支持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光绪皇帝，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苏报》因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文字发表，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和震怒，竟公然采取镇压手段，下令查禁《苏报》，邹容、章太炎下狱，章士钊逃脱。7月7日，爱国学社因《苏报》案被迫解散。金松岑、柳亚子等也回到了吴江同里。

金松岑自爱国学社解散返乡后，想到国家民族的衰败，不是兴学，则无以拯救。于是，遂把爱国学社未竟的事业移至同川学校。一所在教育思想、宗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都仿效“爱国学社”模式的新型学校，在他的构思中逐步酝酿成熟了——在同川两等（初等、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创办同川自治学社。

1904年春，柳亚子又进入同川自治学社，并在那里读了两年书。柳亚子曾在他的《南社纪略》中写道：“一九O四年，到同里，进鹤望先生所办的自治学会念书，醉心革命更甚。”柳亚子还在他的《五十七年》中回忆道：当时同川小学分为高级班和低级班两部分，“高级班就是我所入的一班，是‘自治学社’的本部，学生称社员，师生一律平等，对教员不称老师，而直呼其号，这是继承着‘爱国学社’的作风而来的。低级班就是原来的‘同川小学’，却仍保存小学的规矩，学生犯规有罚站，有记过，这是不属于自治范围之内的。”自治学社的课程，据柳亚子回忆：设有国文、史地、英文、数学、理化、体操、音乐诸门。同川自治学社社员，据该社《二十周年成立纪念录》记载：“有包括林立山、柳亚子等在内的22名。”

金松岑认为：“盖国家之强也峭以有形之武力为功，而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刚笃艰贞之德”。因而他举办的同川自治学社鲜明地举起了反帝反清的大旗，非常重视军国民教育。尽管自治学社会教室紧张，但专辟一室放置“军事器械”，这些假刀假枪做得比较清致，形状和真的十分相像。目的是想造就一支能文能武的“新中国少年军”，随时随地拉起来资助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时候，金松岑常常以军人的形象出现在学生和学员的面前，他全身武装，高统靴、皮绑带，身挂一把大刀，在他的床头还常年累月挂着一把七星“雌雄剑”。

金松岑为了扩大革命志士的队伍，吸引社会上进步力量，组织起“体育会”，金松岑自任会长，原爱国学社体操教师林懿均任教员。

南京陆师学生教体操，在同里这个比较封闭的小镇，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时有人前来观看同川自治学社的体操课，除了本镇的，还有外面的。大家索性就用《水浒》中豹子头林冲的称呼，直呼林懿均为林教头，林教头任过爱国学社教师，大家都认为这位林教头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这样体育会由原来的自治学社社员，扩大到社会上老的少的，远的近的，从看热闹到加入的，呼拉一下，共来了200多人。这期间是同川自治学社最精彩最有影响的时期。柳亚子和林懿均在上海爱国学社时就结师生之谊，是时又二度相交，感情极好。他曾有一绝《赠林懿均》相赠：

浮萍大海情何限，荆棘铜驼恨不平。

同是天涯沦落客，残山剩水又逢卿。

这一时期的柳亚子血气方刚，不以文字鼓吹为满足，一心向往真刀真枪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为此，1905年暑期赴沪，入中国教育会所办通学所，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学催眠术，学而末成；1906年初又到上海入理化速成科，习实用化学，想学会制造炸弹以实行暗杀，亦因病未果；又与林懿均相约东渡日本学陆军，却因林懿均与邑人王毓华先走一步未能偕行。

林懿均抵日后便考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攻读师范。不久，创立体育会，从事反清活动。旋又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林懿均东渡扶桑，柳亚子又有一绝忆念：

曈曈旭日照扶桑，中有奇人遥相望。

何年学成归大陆，龙蛇起蛰风云翔。

1906年6月16日出版的由柳亚子编辑的《复报》第二期44页上，载有柳亚子以“亚庐”的笔名填词一阕：

金缕曲·送力山东渡

又送君行矣。莽天涯、相思万叠，从何说起。海上云萍才一见，挥手又成千里。这离别、怎生容易。劳燕分飞谁管得，只加餐两字休忘记，语未尽，情难已。

留卿不得由卿去。最难堪、河山如此，寸心未死。莫洒新亭闲涕泪，作态楚囚可耻。也应有、雄飞壮语，忍死待君归国日。看黄龙、痛饮浑闲事，一杯酒，先尽此。

同时还载有林懿均同邑张素的《力山明日东渡作此祖之并示啸沧、觉我》诗四首：

一掬忧时泪，浪浪未肯干。诸天森虎豹，何地着龙鸾？

风雨催人老，文章爱国酸。梦中知己在，幸勿讶南冠。

时势英雄造，名言至足珍。羡君能慷慨，尚武有精神。

涿鹿兵符秘，灵猿剑诀真。笑他文弱者，无病作呻吟。

胡子雄投槊，韩生愤弃觚。此行殊汗漫，吾道不睽孤。

海水横胸怒，樱花照眼都。相将三岛去，努力策脩途。

叹我蹉跎甚，心期负壮年。惯弹齐客铗，忘着祖生鞭。

歌哭非由病，饥寒且听天。临歧无别语，此意仗君怜。

据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1074页的注释称：“《复报》原是油印本，铅印本创刊号于1906年5月，在日本东京出版，每月一期，我们见到十一期。田桐、柳亚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有“复报”的条目，云：“1906年5月8日创刊。第1期刊名‘复报’，第3期改写成‘报复’，寓意反正光复。在上海编辑，邮付日本东京印刷，再寄回上海发行。柳亚子、田桐主编。设‘社说’、‘政法’、‘小说’、‘文苑’等栏目。每期除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外，文学作品约占1/3篇幅。积极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此诗在这样一份杂志上发表，林懿均、张素等激进的态度可见一斑。另外，诗题中提到的“觉我”即韩苏，字觉我，号笔海，江苏丹阳人。清末曾自费留学日本。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实科学校。辛亥革命后协同吕凤子先生创办丹阳正则女子学校，开启丹阳女子教育新风。此后，他曾就任丹阳县中校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和丹阳县副县长等职。

1909年11月，柳亚子与林懿均等人发起成立南社。林懿均是最早参与的17名成员之一。柳亚子曾有《纪南社盛会》一诗，序云：“南社会于虎丘之张东阳祠，同邑陈巢南、吴县朱梁任、虞山庞檗予、云间陈陶公、上海朱少屏、娄东俞剑华、冯心侠、宝山赵夷门、丹阳林懿均、、季龙、魏塘沈道非、山阴诸贞壮、胡栗长、歙县黄宾虹、顺德蔡哲夫、福州林秋叶、太原景秋陆咸来莅止。盖自杜事零替以来，三百年无此盛矣!诗以纪之。”诗云：

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

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

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

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洒杯。

“南社”成立后吸引了大批反清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加入，共有社员1185人。它主要以文字鼓吹反清革命，与同盟会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一时间，京、沪、苏、浙、湘、粤甚至南洋等地不少报刊杂志，都为南社社员掌握，“欲凭文字播风雷”，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在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和“反袁”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隶籍“南社”的宋教仁、陈英士、宁调元、周实丹、周仲穆、范鸿仙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南社成员在临时政府内任职的就有：内务次长居正、实业次长马君武、司法次长吕志伊、教育次长景耀月、交通次长于右任。

“南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殊深。中共“一大”的会所，就设在南社社员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中。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孔昭绶、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校长李根源、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时的校长许肇南、叶剑英的启蒙老师李煮梦等也是南社成员。另外，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不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有过年轻时留学法国的经历。他们远赴法国时，都曾在上海办理过各种出国手续，都曾接受过一个人提供的服务，他就是时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的朱少屏。而“南社”的联络处就设在朱少屏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中。

南社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影响和培育了二十世纪的几代中华儿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的舅舅（后亦是田汉的岳父）易象、叶圣陶的老师胡石予、沈从文的老师田名瑜、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赵朴初的父亲赵炜如、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等也都是南社成员……

“南社”对当代社会也有广泛影响。1996年12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联欢晚会上邀请著名歌唱家一起合唱的一首《祖国歌》，就是根据南社成员李叔同的原曲调重新填词的。199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评选“二十世纪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南社丛刻》也榜上有名。2003年，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说起台湾我很动情，不由得我想起了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他在临终前写过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2007年，温家宝总理又作出批示，要求中央统战部等部门组织好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活动。

在“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楼志豪和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周珉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亚子先生的外孙柳光辽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亚子先生解放后在北京度过的岁月：

1950年，外祖父搬进北长街89号的一座小四合院，他十分喜欢，对住宅作了精心的布置。北屋正厅，上悬一块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横匾：“上天下地之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主席把《沁园春·雪》抄写给外祖父，在世人面前展现了诗人的才华，外祖父写了一首和词，末句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块匾，表达了外祖父想在新中国干一番事业的心愿。正厅东面是书房，题名“思旧庐”，示意不忘故旧。书房的书橱里，有许多用旧报纸包起来的纸包，包里有剪报，有信笺，有诗笺，那是外祖父保存的旧日朋友的文字。他曾为南社的烈士编辑《遗集》传世，他也时时思念着当年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事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的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黄竞西、宛西俨和李一谔。

光辽先生提到的黄竞西便是亚子先生中年时的同事。今年是中共江苏省委成立80周年，黄竞西烈士也是当时的省委委员之一。因而我听到他的名字时十分留意。

黄竞西(1897-1927年)，祖籍江都(现邗江县)，幼时随父到丹阳定居。其父黄德明在丹阳城内小东门桥开设“种德堂”中药店。1909年随父移居丹阳县城宗家巷5号(今新民路189号)。1924年初，经当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组织部长的胡汉民和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的介绍，黄竞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是年夏，他应邀到沪，在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内见到了毛泽东和胡汉民。遵照执行部指示，黄竞西到江苏各地发展党员。1925年4月下旬，丹阳城乡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会上，黄竞西庄严宣读了孙中山遗嘱，作了“只有三大政策才能救中国”的演讲。

也就是在这个月，黄竞西经侯绍裘、刘重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丹阳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与他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夏霖、戴盆天、钱正表、吴起文等，是丹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和最早的5名共产党员之一。

同年5月，中共上海地委决定黄竞西等13人为中共代表，参加即将成立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领导工作。8月23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闸北景贤女中分校举行成立典礼，柳亚子、黄竞西、戴盆天、朱季恂、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董亦湘、宛西俨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省党部分八个部：柳亚子任宣传部长、戴盆天任农民部长、黄竞西任农工部副部长。后省党部增设商人部，黄竞西又兼该部部长。9月，中共丹阳支部改建为独立党支部，直属中共江浙区委，黄竞西任临时书记。11月，上海区委又正式任命黄竞西为独立党支部书记，并由他首次书面向上级区委报告丹阳支部活动情况。至12月30日，他先后给区委写了7封工作汇报信。1926年3月，中共江浙区委调他到上海工作，黄竞西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捕杀革命志士。由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秘字第一号通缉令开列的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3人，柳亚子名列第21位。4月8日，蒋介石由沪抵宁，密令杨虎、温建刚组织流氓打手一、二百人冲击省党部。4月9日上午，特务头目陈葆光率流氓打手打着“劳工总会”的旗号，手持铁棒、手枪，冲击省党部。一阵疯狂的打砸抢之后，特务将黄竞西等30多人捆送至南京市公安局。因身份未暴露，经组织上营救后终脱险。4月10日上午，黄竞西与侯绍裘等人一起在南京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大会，到会群众达四、五万人。会后，他们又率领群众到蒋介石驻地督军署请愿。当日下午5时，请愿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侯绍裘、刘重民等10人壮烈牺牲。黄竞西脱险后，奉命率省党部工作人员返沪，继续进行秘密活动。他在腥风血雨中找到中共上海区委，挑起重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重担，同时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筹建工作。为筹措活动经费，他从店中抽调银元300元资助革命。

1927年6月，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后，民国16年（1927年）6月26日上午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楼上开会，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此时交通员前来报告，党的一处秘密机关被破坏，一名交通员被捕。王若飞迅即宣布散会，与会者亦陆续离去。下午3时左右，陈延年、黄竞西、郭伯和、韩步先等6人等一起回恒丰里探视，见机关保持原状未出事，便又上楼研究工作，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中西探警包围，陈等用桌椅拼搏突围，终因寡不敌众，陈延年、黄竞西、郭伯和等4人被捕，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他被捕后，屡遭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甚至被割去舌头，仍无所畏惧，宁死不屈。6月29日深夜，黄竞西在肮脏、昏暗的牢房里，席地而坐，愤然握笔，分别给亲友写下6份遗书，嘱咐爱妻“抚养小儿长大读书，能继我志才好”。勉励同志“继续前进，万勿灰心”、“死者已矣，惟望生者努力”。7月4日，黄竞西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反动军警将他装在麻袋里，悄悄地扔进上海龙华镇枫林桥下的臭水河肇家浜里，没有留下遗骸，当时年仅30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柳亚子也不得不亡命日本。当他听到侯绍裘、黄竞西、张应春、刘重民、宛西俨和李一谔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先后遇难的噩耗后，如五雷轰顶。当即写下了这样的悼念诗句：

白首同归侣，侯张并激昂，洞胸悲宛李，割舌惨刘黄。

硕果今余几，丰功忍淡忘！表扬吾辈责，青史有光芒。

诗中“割舌惨刘黄”指的就是被割去舌头的刘重民、黄竞西二烈士。1929年5月，柳亚子游镇江京口时曾写有五言律诗两首：《谢王立佛、姜可生招饮》、《酒后偕立佛絮语亡友黄竞西殉国事，感成此什》。后一首为：

酒悲君我共，邻笛恸山阳。白首怜潘岳，青蝇叹仲翔。

生死成契阔，交谊敢遗忘。极目滔滔水，谁为济世航？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2月7日，柳亚子先生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又写下了《寄姜慧禅海上一首，即次原韵，为亡友丹阳黄竞西烈士作》一诗：

为牺流血殉元元，革命成功志未骞。

地下故人应有痛，复仇两字忍轻言。

诗的字里行间，寄寓着自己对昔日同事、战友的眷恋之情。1927年以后，柳亚子先生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革命阵营中，热情地用诗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义愤填膺，亲自撰稿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向国内外公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称“皖南事变”无异于秦桧之加害岳飞。他因此而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用诗词表达自己的信念，向世人公开宣称：“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与柳亚子先生亲切晤谈，并手书《沁园春·雪》一词相赠，这首词从此首次公开发表，在大后方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解放战争时期，柳亚子先生在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并领导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1946年，他和谭平山先生等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又和李济深先生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任秘书长，决心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1949年，柳亚子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0年9月11日，柳亚子搬进了北长街89号——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定居北京安排的住宅。这重重喜事，更引发了柳亚子实现学术抱负的激情。他为书房题名“籀史斋”，为居室题名“思旧庐”，并在1950年12月18日给儿子柳无忌的信里，概述了他的计划：“续完《自传》，我也有此心愿，但大概须等明年下半年或后年再讲。我想写一部《后明史》，要明年上半年，把它搞成功，很紧张呢。（现在还没有开始，不过材料已不少了。）诗文全集，也正想编定。政务院答应替我请一个秘书，先抄起来再讲。讲到印行，还是将来的事情吧！（他们想替我出诗集，但要出选集，不要出全集。我想，选集也好，但须抄全后才可以选，故第一步工作是抄，抄完诗集以后，再抄词集和文集好了。）”

这时的柳亚子已经64岁，极需助手协助。其实，在1949年到北京后，他就有聘请秘书的想法，并且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过，但那时新中国尚在筹建中，许多机构和规矩都没有建立，他的要求直到1950年才得到政务院的首肯。趁10月去上海的机会，亚子先生为计划中的学术工作做了些准备。他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带到北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他还决定聘请昔日的“南社”社友姜可生先生当他的秘书。

姜可生（1893-1959年），字君西，一字俊兮，号杏痴，别号慧禅、泪杏，江苏丹阳人。上海神州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创办《大同周报》、《丹阳正报》、《长途月刊》等报刊，并曾任《生活日报》主笔、江苏丹阳县县长、江苏建设厅代理厅长和农矿部参事等。1949年苏南刚解放，他就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1年2月被柳亚子先生聘为私人秘书（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支薪）。柳光辽先生回忆：1951年春，可生先生来到北京，住在四合院结构的北长街89号的东厢房里，我则住在西厢房里，与姜先生隔着天井对门而居。姜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誊抄亚子先生的诗文稿。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反对崇美、恐美，动员参军、参干……学校里的活动很多。我一般早晨6点多就离家去学校，中午不回家，下午要天黑才回到家，往往只能在晚饭时见到姜先生，因此很少有机会向姜先生请教。只是姜先生的勤勉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中年以后，亚子先生一直为脑病苦恼。所谓脑病，医学上称为神经衰弱，它的症状，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八年回忆》里都谈到过，就是精神经常处于兴奋与麻木的交替中，“在短时期中神经兴奋，像火一般狂热，什么事情都高兴做”，“在长时期中却神经麻木，像冰一般奇冷，什么事情也不高兴做”。1950年秋，以搬入北长街新居为契机，亚子先生进入兴奋期；到1951年春，又逐渐转入麻木期。他在1951年2月21日给朱荫隆的信里说：“弟近来脑病复发，情况低沉；而文史馆事至今未见正式发表，闻中间颇多曲折，令人头痛。”在这个背景下，姜先生便逐步结束了秘书工作。是年秋，离京返沪。

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柳亚子文献中，就有一部分是姜可生帮助誊抄的。姜可生先生回到上海后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1953年3月，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颁发聘书，聘请姜可生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9年3月，又由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转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丹阳日报》2007年9月22日、29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