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国外汉学家笔下的卢冀野

□金建陵

提到卢冀野，世人皆知他在词、曲方面的造诣，很少谈及他在外国文学方面的成就。至于他是“最早在评论文章中把《浮士德》介绍到中国的”一说，则更是少有人知道。

2002年10月3日，95岁的柳无忌在美国逝世，国内的亲朋好友便张罗着出了一本书，我也忝列主编之一。在筹组稿件时，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马利安•高立克（Marian Galik）寄来的《歌德的<浮士德>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对它的认识》一文。这位年臻70的汉学家只用很少的文字提及他与柳无忌的交往，却用很大的篇幅述及卢冀野和张闻天评论《浮士德》的文章。起初我对其与中国人不同的纪念性文章的写法甚是不解，后因系统地了解了柳无忌的生平，方知无忌先生22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论著《少年歌德》（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抑或是这样的缘故，高立克才会把纪念柳无忌和论述《浮士德》的内容合于一文。

在此文的第一部分，高立克写道：

至于歌德的著作，几乎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读者主要感兴趣的诗《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在走向现代社会个人自由的道路上大力提倡个人主义的时期，为了把心灵和人的感情从僵硬的传统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维特》成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男、女青年的圣经，成为创造性仿效的模范。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有广泛的反映。

至于《浮士德》，情况就不同了。这不但因为新诗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而且因为了解《浮士德》这部文学与神话作品要困难得多。中国人一方面被《浮士德》的性格力量和几乎超人的诗篇所吸引，特别是其第二部，但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未能充分赏识《浮士德》的哲学与文学遗产……最早在评论文章中把《浮士德》介绍到中国的两位作者（卢冀野和张闻天）所关心的是用西方的创造性概念来加强现代中国的精神，来更新他们的世界，来建立一个不同于他们过去所生活的主要遵循儒家、道家活佛较理想的更加公正的人类社会。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高立克详细地述及卢冀野写的《歌德与浮士德》：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土壤尚不具备认识歌德著作的条件。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真正伟大的文化与思想革命）期间和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南京的一位16岁中学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歌德与浮士德》的短文。（1921年11月，第36—37页）这位青年学生卢冀野（1905—1951，后来成为一位旧体诗和新式诗人和文学教授）向他的中国同学们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这三个有关诗人和诗人著作的问题当时都需要研究：诗人的生活，他们在诗界和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卢冀野认为，青年歌德时代的德意志文化是不发达的，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是法兰西文化。只有到歌德的意大利之行以后，他才成为“莎士比亚后的第一位诗人”，德意志文化升到了第一位。他在诗界和学术界的头把交椅带来了有利于德国的全面变化。

卢冀野把歌德最重要的著作《浮士德》称为“人生的写照”。在他的短文中，引述了《浮士德》中的两句话：“太初有道”和“太初有行”。第二句引文是卢冀野以及据说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格言。对卢冀野来说，宇宙间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行动。中国需要一种动力、主动性和能量来克服它过去的惰性。这里，《约翰福音》的遗训（“太初有道”是《圣经•新约》中《约翰福音》的首句——本文中译者注）被改变了：道，原指的是神与创造，现在被形象地表述为人与创造，正如在欧美世界中所常见的那样。在五四运动以后，新知识分子“声称”，不但应当引进西方的科技、法律与政治体制，而且中国的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理论与体制也应彻底重新检讨并按西方的模式来塑造。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半心半意的改良或者局部的革新，而是一场扫除腐朽传统的根基并以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的广泛而炽烈的尝试。

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歌德与浮士德范例的背景。那位中国年轻中学生认为，人生有一个目标和一份责任：“追求社会的乐和利”。《浮士德》恰恰正是歌德的自拟。

16岁的卢冀野就能对《浮士德》作出如此“老道”的评述，难怪时人和后人要以“才子”誉之。发表卢冀野《歌德与浮士德》一文的《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十大杂志之一。1921年，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商务聘请杨贤江出任《学生杂志》主编。《学生杂志》的很多稿件是在校学生的投稿。学生的稿子采用后，一般不付现金稿酬，只送书券，用书券可买商务出版的图书（此手段精明且“老道”）。《学生杂志》当时被列为“课艺派”杂志，犹如当今的“教辅类”杂志，然其办刊理念则旨在“思想启蒙”而非浅薄的“辅导考试”，这就让一些有“见识”的学生的“激扬文字”能在刊物上崭露头角，他们在文章中“迸发出来的生命的火花”也能激发同龄人的阅读激情，让同龄人与作者一同分享“思想启蒙”时的愉悦。卢冀野的《歌德与浮士德》更值得称道，因为它带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最早在评论文章中把《浮士德》介绍到中国的”！

一日，我在回家的车上邂逅卢冀野的公子卢佶，后便有了彼此之间的“电话往来”。一次谈及此文，卢佶告我：费尽周折才在北京的图书馆找到当年刊载《歌德与浮士德》一文的《学生杂志》。我问及：可曾看过高立克的文章？他云：仅从网上看到过高立克的英文稿。我告：此文已请高銛先生翻译成中文，中、英文两稿俱载《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

（载译林出版社《译林书评》2009年第4期（总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