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社纪念会到《联合月刊》

□    金建陵

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柳亚子《南社纪略》175页）虽说1935年12月29日和1936年2月7日, 南社纪念会都由柳亚子任会长开展了两次活动，可具体安排这两次活动庶务的则是南社成员胡寄尘之子。郑逸梅《南社丛谈》云：“1936年2月7日,恰值丙子元宵节，南社纪念会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第二次聚餐。这次聚餐会的通知，即由庶务胡道静于事先1月26日付邮发出，附有明信片。届时能准时出席和不能出席的先行填写，寄还南社纪念会庶务部。”（68页）屈指算来，1月26日当是农历正月初三。新年头上便做得如此投入，胡道静的兴头不谓不高，劲头不谓不大。胡道静发出的聚餐会通知中还写明“尚祈随带聚餐费二元”。据《文汇报》1999年12月14日11版所载陈明远文介绍：其时的1千字译文稿费便是2元，合今人民币70——80元。阳翰笙1935年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后为南京的《新民报》写杂文、剧评并兼任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每周去报社两次，稿费和编辑费每月即可有1百多元（合今人民币3千多元）。由于胡道静的精心设计，会务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按照寄还的明信片，能出席的，计有160人，但是临时有变动，实到的有157人。这天因举行晚餐，凡到会的，在签名簿上签名，即有一位工作人员，出一绢制小条，即把姓名写在上面，给你缀系在襟扣间，以省交谈时彼此询问姓名之劳。小辈们事无居细，省得长辈们过于操劳。纪念会上，柳亚子“忙于招待，朱少屏助他分组排席，共14席，姓名粘贴席间，由各人自己按姓名入席，无须推让上下。”

坐在第十二席上的有一位叫韩景琦，同席的有韩的丹阳籍同乡董肖骞、刘哲民。这三位与“南社”有何瓜葛？笔者多年来一直想找到其答案。因为在南社社友中，吴江、吴县、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了多数。有人把南社作为一个大家庭，便以吴江为大房、吴县为二房、金山为三房。丹阳处于吴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汇处，在“南社”这个大家庭中只能入秩叔季之列。三位本非南社耆宿，与郁曼陀的女婿黄苗子等同坐在第十二席上，也算是“得其所”了。

亚子于觥筹交错间起立演说，期期艾艾的略谓：“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所以纪念革命。记得南社发起者共三人，一陈巢南先生，已故世。一高天梅先生，亦早作古，仅本人柳亚子没有死。（徐蔚南谓：“‘柳亚子没有死’一句话，简而有力，表明了他个人的意志与气概，同时也代表了南社的意志与气概。”）今日忝长社事，恐多陨越，兹已函聘蔡孓民先生为名誉社长，俾得多所指示。打算出版《南社纪念会月刊》，和《南社纪念会丛书》。”（郑逸梅《南社丛谈》68页）

据笔者看，徐蔚南的插话是此次南社纪念会的“点睛之笔”，自然与会者也能心领神会。只是这次同兴楼聚餐“散席已九时有余，门外雪花如掌，泥泞载道，无复有灯市歌尘的踪影了。”一年以后，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神州大地，泱泱中华陷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民族劫难。这对于昔日提倡“民族革命”的“南社”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

前一阵为查对南社成员的资料，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查到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由镇丹金溧扬《联合月刊》社发行的镇丹金溧扬《联合月刊》7期（其中6、7期为合刊）。据《联合月刊》社社长杨志千在创刊号中《发刊的前奏》中介绍：“镇属五县旅沪同乡会成立到现在，屈指已有30年的历史。”《联合月刊》是一个“代表同乡言论的机构。”

同时令笔者惊喜的是：多年来一直悬于心头的问题竟然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联合月刊》社的副社长兼主编正是韩景琦。韩景琦在创刊号的《余审》中云：“柳亚子《丹徒赵君传》，辞意慷慨，激发我青年景贤爱国之思，迁观居士附跋，亦弥足珍贵。”“《丹阳乡献词传》，为张挥孙先生亘六年之精心选定，稿藏五十三参堪，幸免秦燔，惟不轻视人耳。”“本期诗词为吾郡诸贤抗战期中作品，而张挥孙、贺骾云及舅父姜证禅三先生，先后归道山，不及亲见九州同，展读遗诗，辄悲从中来。”原来韩景琦是南社成员姜若的外甥！

姜若，字参兰，号胎石，又号枕仙，别署证禅。南社成员。先后曾任丹阳、绍兴、武康、镇海、宁波、奉化、嘉兴等县县长。其弟姜可生,字君西，号杏痴，别署慧禅，也是南社社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柳亚子先生的秘书。据柳亚子的哲嗣柳光辽先生回忆：

1950年9月11日，亚子先生搬进了北长街89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定居北京安排的住宅。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亚子先生毕生的革命理想；结束了十年来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有了一个安适的家。这重重喜事，更引发了亚子先生实现学术抱负的激情。他为书房题名“籀史斋”，为居室题名“思旧庐”，并在1950年12月18日给柳无忌的信里，概述了他的计划：“续完《自传》，我也有此心愿，但大概须等明年下半年或后年再讲。我想写一部《后明史》，要明年上半年，把它搞成功，很紧张呢。（现在还没有开始，不过材料已不少了。）诗文全集，也正想编定。政务院答应替我请一个秘书，先抄起来再讲。讲印行，还是将来的事情吧！（他们想替我出诗集，但要出选集，不要出全集。我想，选集也好，但须抄全后始可以选，故第一步工作是抄，抄完诗集以后，再抄词集和文集好了。）”当时，亚子先生早过耳顺之年，极需助手协助。其实，在1949年到北京后，他就有聘请秘书的想法，并且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过，但那时新中国尚在筹建中，许多机构和规矩都没有建立，他的要求直到周年国庆后，才得到有关部门的首肯。趁10月去上海的机会，亚子先生为计划中的学术工作做了些准备。他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带到北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放在专门腾出的房间里——以后即作为亚子先生的工作室；他还决定聘请姜可生先生当秘书。1951年春，可生先生来到北京，住在四合院结构的北长街89号的东厢房里，我则住在西厢房里，与姜先生隔着天井对门而居。姜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誊抄亚子先生的诗文稿。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反对崇美、恐美，动员参军、参干……学校里的活动很多。我一般早晨6点多就离家去学校，中午不回家，下午要傍黑才回到家，往往只能在晚饭时见到姜先生，因此很少有机会向姜先生请教。只有姜先生的勤勉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中年以后，亚子先生一直为脑病苦恼。所谓脑病，医学上称为神经衰弱，它的症状，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八年回忆》里都谈到过，就是精神经常处于兴奋与麻木的交替，“在短时期中神经兴奋，象火一般的狂热，甚么事情都高兴做”，“在长时期中却神经麻木，象冰一般的奇冷，甚么事情也不高兴做”。1950年秋，以搬入北长街新居为契机，亚子先生进入兴奋期；到1951年春，又逐渐转入麻木期。他在1951年2月21日给朱荫隆的信里说：“弟近来脑病复发，情况低沉；而文史馆事至今未见正式发表，闻中间颇多曲折，令人头痛。”在这个背景下，姜先生便逐步结束了秘书工作。是年秋，离京返沪。

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柳亚子文献中，就有一部分是姜可生帮助誊抄的。1953年3月，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颁发聘书，聘请姜可生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社丛刻》第10集中有张素的《蝶恋花•
赠杏痴》赞美姜氏伯仲：“掷果车中年最少。玉貌翩翩，似树临风皎。辙轼郊祁兄弟好，逢人便尔夸才调。    遇我酒楼斟绿酾，击槊沉吟，心事谁知道。饮罢倚栏同一笑，互相索取新诗稿。”

《联合月刊》的副主编、早年因发明地形模型的制法而名于世的姜丹书，原也是南社成员。隶籍溧阳的姜丹书清末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以优等第一名授师范科举人学位，与吕凤子等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艺术教育人才，复因名列第一而留校。辛亥革命前夕，应聘到杭州，接替日籍教师，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民初改为浙江第一师范），与最早留日归国的李叔同分担图画手工和图画音乐课。我国杰出的美术家潘天寿、丰子恺和郑午昌等当时都在其门下。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南社情结”，《联合月刊》从创刊号开始就十分注意发表耆宿的作品和与南社有关的文章。不妨先来看一下创刊号的目次：5篇发刊词等言论；5篇对家乡建设的意见；2篇“乡贤小志”中有1篇是柳亚子的《丹徒赵君传》；2篇“乡邦文献”，其中一篇为南社成员张素（挥孙）的《丹阳乡献词传》；2篇“先贤文选”；2篇“乡彦特写”；6篇“笔记”；7人的“诗词”
南社耆宿有3位： 丹阳姜若的《偕亡集》、丹阳张素的《草间集》、溧阳姜丹书的《丹枫红叶室诗草》；另有2篇“说部”以及“五县地方消息汇报”和“五县旅外同乡消息汇报”等报道。显然，在文学类稿件中，“南社”成了“重头戏”。

以后的各期中，张素的《丹阳乡献词传》、姜若的《偕亡集》、张素的《草间集》、姜丹书的《丹枫红叶室诗草》一直予以连载。从第四期起，“诗词”栏又增加了姜若的《参兰词賸》。此外，第二期（民国35年10月出版）的“乡贤小志”栏有韩景琦撰《马文敏（相伯）公言行录》；第六、七期合刊（民国36年3月出版）的“名胜古迹”栏有韩景琦撰《约同文延陵访碑代柬》，该文引用了张素的两首佚诗：一首是《夜谒季子祠》：“缺月林梢隐一规，讓王祠宇渐倾危。呼灯我自携氈墨，手榻延陵季子碑。”另一首是《延陵昌国寺》：“旧传昌国寺，塑像最庄严。谓有龙盘柱，能随云出檐。殿门今销钥，过客罢窥觇。向昔裴回处，东堂佛火添。”通览《联合月刊》各期，俨然就是一套“南社纪念册”。

日寇入侵是“南社”文献遭受的第一次浩劫。诚如《联合月刊》发行人、董事长徐中和在《创刊引言》中所云：“倭乱八年中，东南文物之摧毁，缅怀先哲，风徽远矣。世变日亟，他山攻错，如渴如饥，国粹何由保存？科学何由精进？”张素《草间集》中有一首《故宅中藏书散失殆尽惟手稿仅存一二》，诗中写道：“平生所蓄书，一旦付埃烬。岂独吾道衰，斯文扫地尽。纵横蠹粉飞，垂死命犹并。手稿亦不全，礼堂待写定。”其他“南社”成员的手稿也有类似的遭遇。“俞剑华逝世后，家人亟欲筹印其遗集，方始稍有规模，而抗战军兴，日军入侵我国，自北而南，淞沪战起，太仓密迩上海，首当其冲。急将其书籍遗稿，安置隐蔽处，仓皇逃渝。八年归来，返抵旧居，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俞成椿《〈南社俞剑华先生遗集〉编后记》）这令人想起明末清初太仓籍诗人吴梅村在清兵下江南后杀人如麻，掳掠奸淫，无恶不作时抒发的“草间偷活”的感慨。难怪张素要将在抗日战争年代的诗“因取梅村词意,以《草间集》名之。”对此，身为《联合月刊》副主编的姜丹书更有切肤之痛，因其“著述未刊的甚多，尽毁于抗战中。”抗战胜利以后，民族复兴的情感很自然的成为旅沪同乡们的一种粘合剂，而早年隶籍“南社”的镇属五县的精英们又与韩景琦等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情结。这样一来，“南社”便很自然的成了同乡情感和亲戚情感的交汇点，成为代际联系与地缘联系的交汇点。“向昔裴回处，东堂佛火添。”《联合月刊》的主事者在编刊的过程中，“南社”情结就像一个忽隐忽显的幽灵，始终徘徊于他们的脑际，仿佛当年同兴楼南社纪念会上徐蔚南插话的场景一次又一次的“复现”。《联合月刊》在保存“南社”文献和弘扬“南社”精神方面用力甚勤，大有“如饥似渴”的味道。

无奈好景不长，《联合月刊》只出了六期就难以为继，原因是物价飞涨所致。1946年9月出版的创刊号定价是1200元，11月出版的第三期就涨到1500元，到了1947年3月出版的第六、七期合刊竟到了2000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景琦在六、七期合刊的《编余杂感》中云：“比以物价腾踊，纸贵洛阳，而流光飞驶，心力两绌，不得已集六七期材料订合刊本，辱诸乡先生督勉有加……”

（《丹阳日报》2007年3月10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