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社 学 论 坛 论 文

2007年5月，上海金山

南    社
与    国
学

高     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南社发起100周年，南社纪念馆已粗具规模，正式开馆在望，意义十分重大。

南社成立于一个世纪以前(1909)。在当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南社超越仅仅一个文人社团的作用，实际上成为当时文人学者表达民族气节与爱国热忱的一场觉醒运动。它配合与协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积极作用。

谈到南社，不能不谈到国学。南社是我国近代史上突出的进步文人组织，它集中了各行各业，各个学科的大量爱国知识份子。南社成员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擅长国学和重视国学。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涌现出许多方面出色的国学大师，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他们在国学的传统形式中注入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崭新内容，使国学发扬光大，在创新中得到发展。这是南社对国学，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这是一层意义。

南社与国学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南社在酝酿，初创和活跃发展的时期，正值清王朝风雨飘摇和穷途末路的关头，因此对进步力量加紧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南社学人的革命呼声与反清斗争更夺地通过以保护国学和复兴国学为掩护的诗词文化等活动的形式表述出来。在那个时期，先后出现过“国学保存会”，“国学研究社”和“国学商兑会”等团体，出版过《国粹学报》，《国学周刊》和《国学丛选》等刊物。例如，这里金山张堰镇就在1912年召开过“国学商兑会”的成立大会，商兑会的主要创始人是高吹万和姚石子，发起人中包括南社社员高天梅，叶楚伧，蔡哲夫，姚鵷雏，柳亚子，胡朴安，李叔同，余天遂，林百举，陈蜕，周人菊，以及非社员文雪吟。成立大会上推举姚石子任理事长。此前由叶楚伧，柳亚子，朱少屏，曾孝榖，李叔同等成立的文美会即并入国学商兑会。商兑会会址就设在这里金山张堰的姚石子家。1917年高吹万的闲闲山庄在秦望山麓落成后，会址迁入闲闲山庄。当时国人使用“国学"一词主要是与“西学”相对。而南社之使用 “国学”，更重在以 “国学”象征传统，气节，民族魂，和国之根基，以此针对满清反动统治与西方列强侵略。所以，南社把强调国学和保存国学作为反清斗争的隐喻，这成为南社活动的一大特色。

南社学人对待“国学”的这层含义有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强调国学是立国之魂，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必须保存和发扬。

例如，早在南社成立以前，邓实（后来加入南社）于1905年初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他在建会叙文中指出：当时中国社会醉心欧风美雨，鄙视本土儒术，他们担心国学沦亡，因此“发愤保存”。(注1)    黄节（后来加入南社）在同年2月发表的《国粹学报叙》一文中强调保护国学才能捍卫立国精神，他说：“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故决心创建《国粹学报》。（注2） 1909年10月17日高天梅撰写发表的《南社启》中明确指出国魂寄于国学，国魂存于国学，因此保存国魂必须从保存国学开始。（注3）

二是指出：保存和发扬国学并非排斥和拒绝西学和新学。

当时正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寻求变革复兴的关头，南社学人在强调保存国学的同时并不固守不化地拒绝吸收西学的精华。如姚石子在1905
年的《国学保存论》一文中称：国学即一国之魂，国学存则国存，国学亡则国亡，故保国必先保学。但保存国学并非固守不化，当光大之，发挥之。对待西学，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然后国学才能复兴。（注4）周详骏在给《国粹学报》的一封信中更强调要兼收并蓄，汲纳东西，博采中外学说，吸收现代科技，如此提挈促进，方可丰富我国国粹。（注5）高天梅在1905年《学术沿革之概论》一文中详尽地论述对待国学与西学的态度，他说，专讲保存国学，不能立国，国因时势而迁移，国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国学得到新学的调和与补助，才能长存于世。所以对于国学当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西学当开户以欢迎之。应当强调
“吸收与保存” 并行。（注6）

三是指出应保护和坚持作为国学核心的儒学（孔学）真谛，反对种种曲解与滥用，强调深思和思辨。

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国学核心的儒学（孔学）成为运动的矛头，尊孔或非孔成为论争中心而被视为进步-落后的分界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南社学人坚持维护国学，反对非孔，也反对顽固尊孔，同时 深刻剖析孔学之真谛，澄清历代统治者对孔学的种种曲解与利用，反对使孔学成为事君之学，反对人君利用孔学作为束缚人民思想言论之工具。这是高吹万在1912年《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 》中所强调的，因此他指出做学问“尤贵思辨”。（注7）

正是出于这种”贵思辨“的基本态度与主张，国学商兑会的建会宗旨是维护国学，发扬国学，并重在商兑，即商讨与交流。它的组成包括不同见解和观点的成员（这在发起人中即有反映）。它的刊物《国学丛选》更特设 “商兑通信”专栏，发表各种意见的交流，商讨和辩论，充分反映它主张 “国学商兑”和 “贵思辨”的学术态度。

在1912年的又一篇文章中，高吹万进一步强调“道”为“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并非由儒家和孔子所垄断，批判了“独尊儒术”和“道统”思想，指出真理之“道”不能由谁来“统”，是人人可以追求的，不是圣人一人所垄断的，“天下之道，更非孔子所能尽者”，应当鼓励后世明者“发圣人所未发”，“为圣人所未为”。（注8）

以上所引南社学人阐发的三方面见解，反映南社学人对国学的总体态度，他们在新旧思想碰撞中一方面强调国学真谛，一方面主张兼收并蓄而不囿于一端以及博采众长，熔新旧于一炉的态度。

谈到国学，这里也要谈一下国际方面。早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把中华文化总称为中国的“国学”。他们深受中华灿烂文明所震撼，力求对之认识，了解，学习和研究。他们当初提的中国“国学”，主要指的是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学，典籍，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术的研究。直到后来演变为当代世界的“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在当代世界汉学的领域中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继承过去的早期传统内容，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典籍，历史和文化等为主。另一部分是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总体研究。老一代的国际汉学家中往往有许多人懂得古汉语即文言文，精研某部或某几部中国古代典籍或某朝某代的某些专题，但对中国现代口语却不一定熟练。新一代的国际汉学家中有继承这一传统模式的，也有专重近现代中国的。他们往往对中国研究的涉猎面较广，中国话讲得好，许多人还娶了中国妻子，较深融入中国现实。举个具体例子：欧洲资格很老的荷兰莱登汉学院历史久远，西方不少汉学权威出自那里。直到今天，该院研究内容包罗上述两大方面，既有继承过去的汉学研究传统的，也有专门对现代中国研究的。该院上一认院长精通前者，研究中国古籍；现任院长精通后者，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并且是国际南社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是国际汉学的历史概貌。就当前进程来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国际汉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以前，国际汉学在研究领域，研究题材，研究思路，研究方向，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经费，和研究交流等方面，在主客观条件上都存在不少局限；那时，许多人只能把台湾香港作为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的主要基地，到中国大陆本土来实地考察，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在此以后，各方面情况和条件有极大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影响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的热潮，汉学和中国研究不再属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而是全球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学习成为世界的热点。国际汉学的研究领域，课题，专题，学科等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大量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和学者来到中国。学术交流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交流大大增加。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上对国学的认识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与论争。从南社时期起，对国学与西学，国学与新学，文言与白话，尊孔与非孔，传统与现代等等就有过一系列的论战。至于体用之争，现代化道路之争，开放与自力之争，全盘西化与重视传统之争…..实际上更延续到今天。在文革中出现荒唐的 “破四旧”，和现代版的 “焚书坑儒”以及闭关锁国，除政治因素外，都和对待国学的态度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保护和发扬中华文明传统和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对儒学和孔子的正确评价，已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对南社与南社人物的研究日益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民主革命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长期湮没的这一重要史实正在得到恢复和重视，国际汉学研究中这一长期空白的一页正在得到填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南社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可以说是南社研究复兴的第一次浪潮，本世纪初以来各地南社先贤故居和纪念馆/所得陆续创建，乃至现在南社纪念馆在金山张堰的创始，可以说是南社研究复兴的第二次浪潮。与此同时，国内和海外逐渐出现以南社与南社人物研究为主要课题与方向的中青年学者与后起之秀，更是这一浪潮的重要推力。今天，不少大专院校或独立创办的国学书院，国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国学大讲堂，国学论坛，以及我国在海外筹建的“孔子学院”等等的涌现，构成了这一可喜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创建“南社纪念馆”的同时，还筹建了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继承南社爱国精神为目标的“国学商兑书院”，我们对此热忱欢迎和支持。

综上所述，国学的含义及其演变都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特色。今天谈国学，应该把几层含义结合起来：国内的和国际的，传统的和当前的，凡一切属于中国本土首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和技艺的精华均可列为国学的内容。所以国学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又指整体的中华文化，也密切联系当代世界上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传统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延续下去的根系和种子。但要延续文化并发扬光大，只有基础和种子还不行，还要创新和发展，使种子开花结果。因此传统和创新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传统失去创新会死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而且传统与创新需要面向世界的现实，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借鉴，学习和交流世界文化与文明。也就是说，今天的国学应当包罗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特色，并且面向世界，与世界文化与文明相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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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同人吾为此惧，发愤保存。“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载《国粹学报》第一期，1905年2月23日）

（注2）
”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于是…..创为《国粹学报》,,,,,。“    （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一期，1905年2月23日）

（注3）
“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以亡矣，…..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高旭《南社启》，载《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注4）    ”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故学术即一国之魂也。…..一国必自有其学术，谓之国学。国学存，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存，而国亦能久存。国学亡，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随之而亡，而国亦不能独存。然则国学之不可不亟为之保存也明矣。且国存而学亡，则其国虽存亦必至灭亡；国亡而学存，则其国虽亡，而必能复兴。是以欲保国，必先保学也。…..而保存者，非固守不化之谓也，当光大之，发挥之。至于泰西学术，为我学所未及者亦极多焉，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而贯通，而后国学庶能复兴，…..”       （姚石子《国学保存论》，载《国学丛选》第一集）

（注5）
“窃惟运丁阳久，沦亡是惧，欲救以学，则必揩拭双眸，盱衡六合，甄采老，墨，吸纳佛，耶，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培，笛，达，赫，然后提挈儒术，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鼓铸既烈，精光四溢。斯国粹署名，乃其实克副。“        （周详骏《答<国粹学报>胡仲明书》，附见《与姚凤石书》，载《南社丛刻》第五集，《国学丛选》第六集）

（注6）    “…..专讲保存国学，亦安能立国哉！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夫惟其能改变也，故学为可珍，而学乃可以常存。…..顾国学之能自存于宇宙间者，在欢迎新学以调和之，补助之耳。夫如是也，进步之速率岂有量哉！…..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自今以后，为吸收与保存两主义并行之时代。果能尔尔，于西学庶免食之不化之讥，于中学冀呈晦而复明之象，是1可为中国学界前途贺矣。“
（师薑《学术沿革之概论》，1905年9月29日东京《醒狮》第一期）

（注7）    “学者何？一国之所赖以存也。学既消亡，则国亦随之。…..夫国学莫先于儒术，而儒术之真莫备于孔子。然而…..数千年来，不出于践踏，则出于利用，利用既久，而孔学遂成为事君之学。…..夫孔学自有真，非君学之谓也，特为人君借之以为束缚国人思想言论之工具耳。思想言论者，非人君之权力所能制也，于是乎不得不借国人素所崇信之孔学以制之，而国人自欣然乐其德化焉。此人君操纵之妙术也。…..夫神州国学，原非止孔学而已，即孔学之真，亦非止攘夷一端而已，是在好学深思，详稽博考，以会通其旨耳。此学问所以尤贵思辨也。“
（高燮《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载《太平洋报》1912年7月5日，《论学书一》，载《国学丛选》第一集，1912年，载《吹万楼文集》，1942年）

(注8)     “盖道者，人所共由者也，非可以一人私，尤非可以一端囿也。何居乎至汉董仲舒氏乃有罢黜百家之策乎。夫孔子之道固道，而百家之道亦何尝非道。…..且殊途同归，并行不悖，孔子固尝言之矣。…..又况天下之道，更非孔子所能尽者哉，何居乎至唐韩愈氏乃有道统之说乎。夫道者，弥纶天地，大无不包，公诸人则是，统于独则非，求其通则是，执于一则非。…..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势，非圣人之制所能穷。后世苟有明者出，发圣人所未发，…..为圣人所未为，…..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
（高燮《论学书五》，载《国学丛选》第一集，1912年，载《吹万楼文集》，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