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发现国内最早大学文凭》的后续报道

□金建陵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陈陶遗、朱少屏等17人齐集苏州虎丘的张东阳祠，以重振当年几社、复社之余绪，成立了南社。新诞生的南社与同盟会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欲凭文字播风雷”，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迎接辛亥革命的到来。江苏是南社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也是南社成员最多的地区。南社及其成员活动于苏南苏北的许多市县，在有些地方的影响还比较显著，仅扬州就有38人，其中以高邮为多，一个县就达17人。1991年，肖维琪、顾一平两先生曾著《南社中的扬州人》，对扬州籍南社社员逐一详细介绍，惟对张彝的介绍仅有以下一节文字：“张彝，字则民，江苏高邮人。生卒年月不详。《重订南社姓氏录》在其名下注明通讯地址为‘镇江金山河宁波街。’”简短的行文中透露出这两位地方史专家的诸多遗憾。

2005年5月18日，上海复旦大学校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向复旦大学捐赠了一张该校1909年的毕业文凭。《新华文摘》2005年17期以《复旦发现国内最早大学文凭》为题转载了这条新闻。这张文凭四开报纸大小，在两尺见方的绢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文字。除了复旦公学颁发给本校学生张彝高等正科科学学竟卒业文凭，主体部分还记录了张彝国文、法文、伦理、化学、群学、三角、体操等12门功课毕业考试成绩。文凭上方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的“上谕”，文凭四边缀有双龙戏珠的图案，“复旦公学”四个字分别印在四个角上。文凭上方还写着“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几个蝇头小字。

这张文凭的主人正是高邮籍南社社员张彝。张彝1906年考入复旦公学，是复旦建校后的第二届学生。就在张彝进入复旦公学的前一年初，耶酥会调安徽教士南从周至上海，任震旦学院教务长。他任事后，“尽变以前定章，学生大喧，相率离校，马良（即马相伯）亦引咎辞职，该校因之停办。”1005年9月，马相伯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入校的学生并未经历这些风云激变。他们在规模较小的校舍中度过了三年。当时学校仅有八间讲堂，大小三间理化室，以及几间学生食堂等生活用房。1909年，包括张彝在内的这一届共16位学生从复旦毕业。文凭上清晰地记录着张彝的国文、法文、伦理等12门功课的成绩，毕业考试总平均分为80分8厘，而他在校3年的总平均分达到79分2厘，“取列优等”。签发证书者为监督（校长）高凤谦和教务长李登辉。

据张彝的孙子张首晟在复旦大学档案馆举办的捐赠仪式上介绍：文革时期，因学校动乱而“没有意思”，张首晟更愿意在自家阁楼上与各种各样的书籍相处，包括“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比如他亲手翻译的《高中几何学》，我初中生，没有读过高中，就是通过自学考上复旦大学。”2004年12月份，张首晟来复旦大学物理系参加一次会议，正好当时家人因故对祖父留下来的旧物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非常偶然地发现了这张文凭。

根据张首晟提供的这些信息，我在南京图书馆的民国特藏部找到了张彝翻译的《几何学》。这本书的全称叫《汉译温德华士几何学》，民国元年（1912）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南京图书馆的民国特藏部现存两本：一本是民国十三年六月的廿版；一本是民国十九年六月的二十三版。一本书能行销20多年并再版达23次，足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这两本书后的版权页都印有：“译述者：高邮张彝。校订者：无锡周藩、绍兴寿孝天、萧山孔庆莱。参订者：绍兴骆师曾。发行者：商务印书馆。”此书由寿孝天于民国元年三月作序。寿孝天乃鲁迅、周作人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的侄子，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数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是名重一时的数学家。另一位校订者孔庆莱，字蔼如，浙江萧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庆炎大学，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化学》，能诗，为南社社员。

张彝加入“南社”的故实恐怕连他的后人也未必知晓。柳亚子编的《南社社友姓氏录》载：“张彝，字则民，江苏高邮人。入社书号为107号。”由此可推断其加入南社的时间是在1910年12月9日（104号包天笑的入社时间）至1911年1月21日（108号古直的入社时间）之间。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的三本南社文献也证实了这个事实：一是辛亥（1911）八月编《南社社友第二次通讯录》中载：“张则民，镇江金山河宁波街；汉口高等商业学堂。”二是中华民国元年（1912）五月第三次改订本《南社通讯录》中载：“张则民，镇江金山河宁波街；上海大马路江西磁业公司转。”三是中华民国二年（1913）四月编《南社社友姓氏录》中载：“张彝，则民，镇江金山河宁波街；上海大马路江西磁业公司转。”

每一次的《通讯录》都留有张彝两处地址：一处是家庭地址；一处是供职单位的地址。据此，我们可以对张彝1909年从复旦公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辛亥革命前在汉口高等商业学堂任教，这所1909月11月设立的高等商业学堂是当时汉口规模较大的一所官立学堂，有5个班级，学生239人，教师20人。【1】在此期间，他为翻译美国数学家温德华士的《几何学》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

1912年1月19日，新成立不久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涉及教科书的有如下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商务印书馆之所以选定张彝的《汉译温德华士几何学》作为数学教材，固然与张彝的学识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看重其南社成员的政治背景。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南社成员在临时政府内任职的就有：内务次长居正、实业次长马君武、司法次长吕志伊、教育次长景耀月、交通次长于右任。难怪曹聚仁先生要说：“南京所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2】另一方面，当时上海的各种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也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曾如柳亚子所言：“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3】

据张首晟介绍，此后大部分时间，张彝都在纺织界服务，贡献于民族工业，曾任华商纱厂联合会总干事，1946年过世。这一段经历，历史的文献少有记载。只是其在30年代初的一段经历，至今还吸引着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的注意力：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导致了中国棉制品市场的萧条和产品积压，中国棉纺织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短缺、购买力萎缩、生产相对过剩、棉纱价格不断下跌，导致纺织业持续萧条。比如16支数1包棉纱的平均价格从1932年初的168两5钱降到1933年3月的137两7钱5。1933年4月21日，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荣宗敬向行政院提出“纺织业救济案”，请求提高进口纺织品的关税。4月22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召开华商纱厂联合会以及银行、钱业、商会等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救济纺织业的方案，决定4月24日即刻派遣纺织业代表上访国民政府要求救济纺织业。4月25日行政院会议讨论救济纺织业的具体方案，列席会议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代表荣宗敬、聂潞生、郭顺、张彝等四人明确提出：为了救济纺织业，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以后政府应立即提高棉纱布的进口关税。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向南京当局请愿外，华商纱厂联合会及有关业主还采取了某些实际措施以冀更有效地影响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如：决定实行行业紧缩，给国民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不得不制定特别对策，由吴铁城出面要求华商纱厂联合会“为维护地方治安起见劝导各厂开工以维现状。”【4】

笔者搜集了这些旧闻，也算是给这则新闻作一些“后续报道”，尚祈得到方家的教正。

注释：

【1】《湖北省志•教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2—79页。

【2】【3】柳亚子《南社纪略》248、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原载《纺织周刊》3卷18期，1933年4月28日，584页。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3期，[韩]金志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修订的性质与日本的对策——兼论1933、1934年度中日关税修订与棉业的关系》

（载《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