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尔雅生平考略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 吴海丰

摘　要：本文试图对《邓尔雅年谱》、《邓尔雅年表》中记载不完全与史实相符的部分进行辨正，同时对年谱未涉及而又较为重要的事件进行补充。即讨论其与苏曼殊的交游情况、在李根源幕的时间、校东塾遗稿的情况、在香港期间参与北山诗社的情况、被公推为南社诗选主任的背景、为许地山书碑之年份、为玑谷廉介书匾这几个事件，同时也涉及其诗风格的问题。

关键词：邓尔雅；年表；年谱；辨正；诗风

邓尔雅是广东近代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善小学，精鉴赏，亦工诗。他的诗被收录于《南社丛刻》与《南社湘集》的为数颇丰。有趣的是，在1915年南社的内讧当中，蔡哲夫就曾公开倡议让他代替柳亚子，主持社内的选诗事务。暂时撇开蔡哲夫对柳亚子的不满及蔡哲夫与邓尔雅过从甚密的事实不谈，蔡哲夫推选他当诗选主任，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密切相关，否则蔡哲夫不会对其如此青眼有加。而邓尔雅的诗，既不同于汪辟疆所概括的岭南“雄直气”，也不合于“与闽赣派投分既深”的“岭南近代四家”表现出来的清苍幽峭，他的诗歌应该在岭南诗坛内占有一席之地。钟贤培、汪松涛两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便将邓尔雅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中广东南社诗人的代表之一。

总之，从文学方面出发，我们以为邓尔雅的诗应该作为岭南文学的重要遗产进行继承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07年影印出版了邓尔雅哲嗣祖风先生所存的《邓尔雅诗稿》，对邓尔雅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但是其它文献尚有不足，他更多的著作依然尘封。

关于邓尔雅生平的记载，主要有两份年谱，邓尔雅的侄子邓祖颉先生的《邓尔雅年谱》（载《东莞文史资料》第7辑，以下简称《年谱》）是第一部。其中生平事迹主要勾勒自其诗，故而较简单。邓尔雅的外孙黄大德先生的《邓尔雅年表》（载《东莞文史资料》第29辑，以下简称《年表》）对《邓尔雅年谱》做了极大的补充，不仅增加了邓尔雅更多的生平事迹，对其交游有了更详细的介绍，而且对其集外的作品进行了搜集与清理。除了两份年谱，黄苗子先生的《先生之风——记邓尔雅先生》也零星地记载了邓尔雅的一些事迹，其中有参考《年谱》、《年表》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我们了解邓尔雅在香港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其它如《近代印人传》、《粤海挥麈录》等对邓尔雅的记载，基本没有超出《年谱》、《年表》及《先生之风——记邓尔雅先生》的范围。

然而上述作者虽然对邓尔雅的资料进行过用力颇劬的蒐罗，但是多数体现为收集作品及篇目，至于生平事迹及文化活动，却略有不足。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材料出现，从而支撑起对邓尔雅的研究。笔者曾试图从邓尔雅的交游中析出其更多的生平履历，在此期间亦发现了一些资料与以上记载不完全相符，现分述如下：

一、可存疑之处：邓尔雅与苏曼殊的交游

黄苗子先生说：“先生于当代名士中，与苏曼殊（玄瑛）相识于日本，交最深。”

[①]这段话主要是根据《年谱》1907年的记载：“在日本与苏曼殊订交。曼殊原籍香山，名玄瑛，又号雪上人，母日本人。后曼殊为僧，号曼殊上人，惜早辞世。为悼念亡友，取佛经语苏曼那，颜斋曰‘苏曼那庵’，壁上并挂其昔日俩穿和服合摄之照片。……‘苏曼那庵’朱白文各一边款刻识记述，印拓在《绿绮园诗集》可见。”[②]《年表》亦将此事分别系于他们“订交”的1907年及曼殊逝世的1918年。《粤海挥麈录》谈及二人交游时，亦作如是观。而笔者窃以为不然。

在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中收入《赤柱山下值墨斋与一修髯客偕行，归语哲夫，知即余所访觅不遇之曼殊上人也，补赠以诗》，署名“邓万岁”，诗曰：“见佛不识佛，凡夫肉眼眶。须眉空邂逅，咫尺动参商。幸草春三月，伊人水一方。因缘当非浅，半面足千霜。”[③]又《寄曼殊海上》，署“邓万岁”，诗曰：“奇人叵相见，未许从之游。寤寐求难得，因缘不自由。维摩佛多病，四海气皆秋。握手信无福，踟蹰使我愁。”[④]这两首诗曾发表在1914年出版的《国学丛选》第五集，柳亚子大概收集于彼。

这两首诗给我们透露了不少信息：邓尔雅在写此诗时，他还未认识苏曼殊，而蔡哲夫已经认识曼殊，并且对曼殊当时的形象很有把握。此外，他们相见的地点在香港的赤柱山，与曼殊同行的人是墨斋。而当邓尔雅对哲夫说起这个“修髯客”时，邓尔雅已经错过了会面的机会，故而邓尔雅只能“补赠以诗”，并未能结识曼殊。这从《寄曼殊海上》“握手信无福”可知，因为此时曼殊已经去了上海。

蔡哲夫认识曼殊的时间是可以征实的，因为这来自他的自述。在《曼殊画跋》上他记下了与曼殊的交往：“去秋读《文学因缘》，恨未相见，讵知五年前已识之矣。守记，己酉八月。”[⑤]说明蔡氏是在己酉年才认得曼殊。柳无忌附按语曰：“曼殊与哲夫妇订交在后此二载，即民国纪元前三年。”[⑥]民国纪元前三年、己酉八月在1909年。马以君与刘斯奋两先生的年谱都将蔡哲夫与苏曼殊的订交系在1909年，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处不详举其实证。故而邓尔雅与苏曼殊的结交不可能在1909年之前。

据刘斯奋先生所编《苏曼殊年谱》，1909年曼殊到爪哇国任教，直至1912年才“自爪哇返国，至香港，始识平智础，从兄维翰来晤，赠银五百圆，摄影留念。迂道广州，晤黄节（晦闻）、蔡哲夫。仍经香港赴沪。农历二月中旬抵沪，主《太平洋报》笔政”[⑦]。而马以君先生所编的年谱说：“（1912年）二月，自也班返国……至香港，认识平智础。苏维翰自中山来玩，赠五百元，拍照留念。绕道广州访晦闻、蔡哲夫，后转还香港，短留两日，即赴上海。”[⑧]

两谱对曼殊的行止描述大致相同。马以君先生突出了曼殊回国的时间在二月，这与邓尔雅所说的“幸草春三月”，时间相去不远。而且在1912年，两家都注意到苏维翰曾来访曼殊，邓尔雅诗中的“墨斋”正是苏维翰的字。同时，曼殊的形象是经常变化的，尤其是发型，《曼殊全集》（五）目录后有插图，第一幅题曰“己酉仲冬南渡，舟经星洲，偕桂弟造相一幅，寄呈哲夫先生，瑛志”，是1909年时的相片，由相片看来，其时面白无髭须。但是为萧纫秋所藏的这一幅遗像，题曰“宣统二年春，同季弟南洋泗水埠造相一幅，时余为也班埠中华会馆英文教习也，苏元瑛记”，其时则为短发墨镜修髯，此时是1910年，与1912年后邓尔雅所描述的形象大致相同。蔡哲夫既然敢肯定邓尔雅所见即曼殊，说明不久前他曾见过曼殊，否则不敢下定论。哲夫之所以如此肯定，这大概是因为邓尔雅“归语哲夫”前，曼殊已经在游玩完赤柱山后从香港“绕道广州访晦闻、蔡哲夫，后转还香港，短留两日，即赴上海”。

故而说邓尔雅的诗应是作于1912年，换言之，邓尔雅首次与苏曼殊见面的时间在此年，如此才能与上述情况相符。因而邓尔雅与苏曼殊订交在1907年的说法似未可信。

同时，还有一事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曼殊全集》五《附录下》有柳无忌的《苏曼殊及其友人》，此文对苏曼殊主要的交游作出一定的介绍，如果说其中对邓尔雅缺乏记载并不奇怪，因为这并不是求全之作。但柳亚子在柳无忌的交游考外，又写了《曼殊友人补遗》，则是力求完备之作，其中也对邓尔雅也只字不提，便值得我们思考。柳亚子对邓尔雅是熟悉的，这不仅表现在《磨剑室诗词集》中有与邓尔雅酬唱之作，也不仅体现于柳亚子在《南社丛刻》中选入为数不少的邓尔雅作品，甚至连《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中，邓尔雅的诗文还占了不小的篇幅，我们只需要看《曼殊全集》中，柳亚子编入了邓尔雅的诗作便知，他不会忽略邓尔雅。柳亚子对曼殊的作品、信件及生平都下过很大功夫搜罗，如果邓尔雅与曼殊有较密的交往，他应该不会不知道、甚至不风闻。

《邓尔雅诗稿》存诗中，与苏曼珠相关的有三首，俱引于下：

想象风神笠屐图，岭南今又见髯苏。人间七体书咸读，岛上初逢美且都。应是此心无所住，别开生面孰能摹。佛言四万八千好，欲出依然不可呼。（《题苏曼殊画》其一）

独行高风世尠知，坡公有例不时宜。文章代表心声画，菩萨由来病爱痴。右出相如司马并，前身大梵毒龙疑。五言特健甲天下，翻译拜伦成汉诗。（《题苏曼殊画》其二）

世皆欲杀最思渠，能译五天七国书。迥异凡僧真我法，前身大涤个山驴。（《题苏曼殊遗画》）

三首诗中，只有《题苏曼殊画》其一的“岛上初逢美且都”提到二人相见，这可能也是导致《年谱》、《年表》出错的原因，因为邓尔雅曾经赴日本岛。但这里说的是初逢，显是指1912年在赤柱山的相见，而这个“岛”，便指港岛无疑。邓诗中常以“岛”指香港，如《香港》“岛隅人望若神仙”[⑨]，而《香港杂诗》中邓尔雅的自注更点明了赤柱山与香港得名密切相关：“赤柱山，《香港志》书作‘赤柱’，宝岛上一村名。新会杨苦山得清初官中沿海地图，作红香炉。今岛东有天后庙，俗呼红香炉天后庙也。前此吾族人多居此者。”[⑩]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1912年以后，曼殊的活动基本不涉足岭南，而邓尔雅的足迹又几乎不踰岭，他的活动主要在广州、东莞、韶关、海南、香港，亦曾到过澳门，故而他们相交的可能性也不大。然而他们是否有过订交及如何订交，还需要等待更多材料的发现，才能下定论。

笔者之所以作此考究，一是基于对邓尔雅生平的负责，二是希望籍此指出，邓尔雅的过从最密的当代名士，首先应数蔡哲夫。明白了这个事实，才能充分引起我们对蔡氏的注意，从而自其生平及作品中勾勒出与邓尔雅有关的材料，以便更深入地展开对邓尔雅的研究。

二、为他本人所遮蔽的事实：邓尔雅在李根源幕的时间

邓祖颉《年谱》1919年下记道：“游韶关参滇写李根源将军幕。”而《年表》在1919年下记载：“游韶关，南社社友李根源将军邀其为幕僚。”这两条记载有不足之处，一是邓尔雅在1918年便入李根源幕，而非1919年；另一个情况是，邓尔雅离开李幕的时间似在1920年以后，但无论《年谱》、《年表》，抑邓尔雅的自述，都不提到1920年在李根源幕内之事。

首先，《年表》中有意突出了“南社社友”这个身份，便值得我们注意。李根源的确是南社社员，《雪生年录》于1918年，曾记下“旧友秦见斋、吕天民、高天梅、蔡哲夫佂余入南社，遂著籍焉”[11]。无论是被征入社抑自愿请入，都是社员，这并无问题。但是《年表》中特意加上“南社社友”，却有界定身份的意味，突出二人只是在社友这个层面上的交往，其中有值得我们深味的地方。即使邓尔雅，似亦不愿将自己在李根源幕的情况全盘托出。

邓尔雅在李根源幕府的时间，疑应延续到1920年。但邓尔雅似乎对这也有所规避，他在《曹溪南华寺宋刻五百罗汉记》中说“民国七、八年间，尔雅从滇军为记室”[12]，然而从邓尔雅的作品中考察，他在1920年，即民国九年，他应该还在李根源的幕中。李根源《雪生年录》1920年（庚申）：“一月滇军风潮起，三月移琼雷（任督办广东海疆防务……）时行夏令，草木不凋，一岁三熟，农作上上之区也。惜乎无人开发五指黎母，犹是古初之状，故余初至琼山设黎疆拓殖局，聘殷汝骊为总办，拟立开拓之基，并筹海口、清澜筑港、整理盐务、发展渔业、提倡种树浆、种槟榔、椰子诸事，而时促力弱，鲜有成效，深愧琼人。”[13]记载了李在琼的一些活动。又据《海南省志·建置志》载：“民国9年（1920年）以后，李根源为海疆边防督办，率所属滇军第三师杨晋的第二旅赵德裕部约四五千人入驻琼崖，时道尹和镇守使两职位空缺，李根源命杨晋、赵德裕兼任。同年冬，粤军旅长邓本殷率部队入琼。废除琼崖道尹、镇守使。”

而《年谱》亦记载邓尔雅“三月游琼州”，但只说：“先外舅陈昆山官海口参将，署琼州镇，内子幼随侍。今旧署已废为圃矣。”此是引邓尔雅《琼州寄内》诗中自注。《年表》亦作此说，也不曾提到邓尔雅在幕事，当为邓尔雅自己所说的在幕年限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笔者以为邓尔雅是年仍在李幕，一来是从其游历地点推测；另外，从他的好友以及同是李根源幕僚的卢铸及蔡哲夫的行藏上看，他们这一年都在琼崖，而有直接材料证明蔡哲夫就在李根源幕，下文将着重论证这一点。

在《雪生年录》中，李根源曾公布其幕僚名单，其中有邓尔雅、蔡守、卢铸等，他们三人交往密切，《邓尔雅篆刻集》中便有“赵潘卢铸潘和蔡守邓尔疋同时审定”[14]之印。他们三人在1919年都还在李幕，而1920年三人又“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琼崖，如果他们不是仍在李幕，似乎难以解释。

邓尔雅1920在《国学丛选》年发表了《卢子匏斋（铸）用东坡故事属刻桄榔印》，由此可推想卢铸是时也在琼崖。这首诗与邓尔雅《琼州海濒多楈椰槟榔之属偶取入画》“梵文音译贝多罗，棷属椶榈实一科。我亦桄榔庵里客，丛林仿佛见东坡（贝多罗即贝叶，尔疋所见贝叶经数种皆此科植物，但广狭厚薄不同耳）”题材一致。此诗《邓尔雅诗稿》中重收了一次，但是有异文：“棷槟状君贝多罗，全与椶榈类一科。我亦桄榔林里客，荒广仿佛见东坡（贝多罗即贝叶，予所见贝叶经百数种皆椶科植物也，但广狭长短大小厚薄略异而已。东坡谪琼有《桄榔广铭》，实一林耳，非真广也。）”对“桄榔庵”非“真庵”作了说明。又有《桄榔广》“桄榔林作广，看詺但在叶。何止无此庐，尤有六无帖。”他们所共同关注的事物几同。

蔡氏偏室谈月色《我所知道的南社》说：“一九一七年，李根源到广东为督办，邀请蔡守为秘书长。……李烈钧到广东，李根源下野，蔡守也就到香港去。”[15]可知蔡哲夫1920年也在李根源幕。蔡哲夫《寒琼遗稿》中《东坡先生后第十五丙子，青溪诗社同人于诞日公祝，阻雪未与，分得电字》中有“曾入朱耶不遇春梦婆”句，其后之注云“余尝领海彊军入琼崖”。此诗作于1936年，纵观蔡哲夫生平，他“将海彊军入琼崖”，只有在李根源“任督办广东海疆防务”时才有可能发生，故而1920蔡氏与邓尔雅一样，到了琼崖。

因此，1920年他们三人应该依然同在李根源幕。再加上李根源对于林业的关注，对海南气候的感受，这些在邓尔雅的诗中都有体现，也可以看作是对幕主的行为的响应。从《邓尔雅诗稿》所存诗作看来，邓尔雅在琼期间，并没有游山玩水，如果不是随幕主到琼州，我们很难解释他到琼州的目的。至于1921年他回到了东莞中学任教，这大概与李根源的部队在1920年10月16日被攻下河源的许崇智部所败，李失去依据，在10月24日离粤返沪有关。

邓尔雅之所以回避且只回避1920年仍在李幕的事实，大概出于以下原因：

李根源曾参加过讨伐龙济光的战役，在此期间，他成为留粤靖国军总司令，是有益于当时局势的。而邓尔雅只是“从滇军为记室”，从事文字工作，替上司代文刻碑而已。而李根源在韶关期间，重修南华寺、风度楼，对广东文化建设有贡献，也得到过康有为的肯定。故而李根源此时所为是积极的。

但1920年后，广东督军莫荣新（桂系）无视滇军唐继尧的威严，对滇军进行整改，绕过唐继尧行事，命令李根源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兼南韶连镇守使。这极大地触怒了唐氏，使唐氏亦对李根源不满，最后导致李根源与唐继尧、李烈钧方面决裂，从此与占踞广东的桂系军阀相依存。而桂系军阀在广东臭名昭著，李根源的名声在这个背景之下自然不会好。[16]故而难怪《年表》的作者要将李的南社身份予以强调，邓尔雅自己亦对1920年后仍在李幕的事实进行回避。

我们要追问邓尔雅当时是否在李幕，并不是打算要用阶级斗争一套话语加诸其身，何况他只是一般的入幕文人。而是因为这些考察，不仅能考查其游历情况，还能明晰其某些诗歌创作的源动力以及背景。由以上的推论，我们大致可以认为邓尔雅的有些诗是应幕主的行动而作的，琼州杂诗只是呈现出来的一部分。又例如我们所知的《韶州杂诗》：“风度南枝先（北枝），后来卜相孰如之。蒙尘蜀道闻铃际，悔念贤人已太迟。”此诗化用曲江墓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时卜相孰如之。”据《雪生年录》载，李根源重修张文献公祠墓时，此联为李亲书[17]。后一首更明显是为幕主而作：“曲红丰度除梅似，曹洞名区得水香。鼎鼎三风楼在目，相高只廿七松堂。（旧有风度楼为张九龄建，风采楼为余靖建，李印泉将军（笔者按，李印泉即李根源）改旧魁星楼祀麦铁杖，题曰风烈。曲江廖燕集名《廿七松堂》，禁书，日本有此版）。”

三、生平记载言辞飘忽处：邓尔雅与东塾遗稿

《年表》1932年记：“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先生所藏之六百余轴陈澧《东塾遗稿》，‘移而为岭南大学之公物’。该稿史部由邓氏校之。”

《东塾遗稿》的发现，是当时文化界的大事，亦是岭南文献的重大发现。吴天任先生所编著的《何翙高先生年谱》对此事有过详尽的记载，系于1924－1925年间，“1924年高蕴琴（学廉）购得东塾遗稿六百余册后，欲为整理刊行，延先生（笔者按，即何藻翔）及崔伯越邓尔雅（万岁）等分别校理，命曰《学思余录》，先生有序，越两载而以故中止。”“原稿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聘何翙高先生校订经部，邓尔雅先生校订史部，崔伯越先生校订子部，历时两载，支用经费四千余元（笔者按，预定整理费所需为一万元），其后中止，但原稿全部已僱员另抄别本云云。”[18]

吴天任先生还道出了此稿的下落：“又据汪君孝博来函云……后岭南大学买得邓尔雅所藏之抄本，原稿则由侯子约（过）古公愚（直）转售于北平图书馆。”“又据杨寿昌所整理之陈兰甫先生遗著引言云，东莞邓氏有先生遗稿抄本六百余小册，寿昌因与容君肇祖议于岭南大学钟校长荣光，请其购入图书馆，以广文献之传，以为此遗稿，一可以观先贤治学之方法，一则可以整理而得若干种之遗书。钟校长欣然乐从，以六百金购得之，于是六百余之东塾遗稿，由东莞邓氏私家之宝藏，移而为岭南大学之公有物矣。（见《岭南学报》二卷三期）”

关于校书中止的原因，陈德芸《广东未刻之书籍》的记载尤为详尽：“……请何翙高（藻翔）校经部，邓尔雅校史部，崔百越校子部，某君校集部，校完之稿，僱员抄写。经部校得最多，集部似未着手，两年以来，支过经费四千余元。后因利氏死于意外，校书地点受牵动，遂尔中辍。高隐岑亦作古，原稿全份，让渡于古公愚（直）。今北平图书馆所存，似即为古氏经手让渡者。其已钞之副本，由莫氏赠于邓尔雅，邓氏由其甥容元胎（肇祖），让渡于岭南大学图书馆。……”[19]陈先生的记载还交待了钞本之所以在邓尔雅手上的因由，能去人疑猜。

综上所述，《年表》中的记载并没有错，但仅记“移而为岭南大学之公物”，说得并不完备。虽几同原话，却有模棱之嫌，而且没有呈现出邓尔雅校书的情况，特补于上。

四、被忽略之处：香港期间文化活动——校书、北山诗社

上面所提到的邓尔雅的校书活动，一来是因为他与何藻翔有师生之谊，按1898年《何翙高先生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在广州，馆于苏棫农家，课其二子。（叔凖云，同里苏棫农寓广州西关宝华正中约之晚翠园，聘先生馆于其家，教其二子伯雄、仲骥读，邓尔雅、黄仲谿附读）。”另外，也与他在香港旧学学界的文化地位有关。故而校陈氏遗稿是他在香港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

此外，《年谱》、《年表》中没有凸显的，是他常参加的北山诗社活动。吴天任先生编著的《何翙高先生年谱》也有提及此事，亦系于1924年：“夏，北山诗社成立。秋，为赏菊之会，先生与崔伯越，莫鹤鸣（汉）、刘伯端（景堂）、杨铁夫（玉衔）、陈菊衣（兆年）、蔡哲夫（守）诸友，各有诗纪之，嗣后每集俱有诗。劳纬孟《五十年人海沧桑》记利园赏菊雅会（按，《沧桑录》于此记后，摘录社集诸人诗词，有何冰甫陈菊衣、崔伯越、刘伯端、杨铁夫之作，及述蔡哲夫执行社事云云。）又据纬孟丈来函，渭北山诗社始于民十三甲子六、七月间，至民十四乙丑夏，港地大罢工，因之停歇，每周末必有雅集；均由利、莫两氏迭为东道主，社友中就所记忆，其常到者，为崔伯越、邓尔雅、潘云泉、邹静泉、杨辉山、刘伯端、陈菊衣、何冰甫、潘惠畴等，每次吟侣所为诗词，均由弟分送报章发表，亦曾载于民十五六年南社诗之集云云。大抵先生亦不常到社，至翌年社集停歇，更如广陵散矣）。”

由此可知邓尔雅是经常参与北山诗社的，时间大致在1924年夏到1925年夏，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他们校书的时间。

吴先生所说的“南社诗之集”，应是指《南社湘集》。该刊物的第二集在《附录二》中特辟有“甲子冬香港雅集北山堂坐雨词十首”一栏，作者分别为南海崔师贯（百越）、南海陈兆年（菊衣）、顺德罗赛云（赛云）、东莞邓万岁（尔雅）、顺德谈溶溶（月色）、顺德蔡守（哲夫）、香山莫汉（鹤鸣）、合浦张倾城（倾城）、营山张光蕙（稚兰）、萧山朱兰英（纫秋）。

这个记载很重要，因为由此看来，邓尔雅在香港的活动，尤其是文化活动中，并不缺乏酬唱雅集，诗歌也没有完全让位于书法篆刻。

五、年谱引文有出处但其描述有不妥之处：被公推为南社诗选主任

据《年表》，1917年，“南社临时通讯处发表紧急通告，公推先生为诗主任。”“公推”一词用在此处应该加以说明，因为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

1917年9月27日蔡哲夫在《中华新报》中发表了《南社临时通讯处通告全体社友书》，文中说到：“经多数社友鉴于柳氏此次专横之覆辙，提议恢复旧章，分举文、诗、词三主任，以绝流弊，并拟公推高吹万为文选主任兼揽社务，邓尔雅为诗社主任，傅钝根为词选主任。”[20]

此事高吹万以《与蔡哲夫书》作出回应，文载于1917年10月21日的《中华新报》：“尊处同人对于亚子妄举，至不承认其主任，确是！确是！唯选举将及不佞，则定有不克担任者，其理由若何，已详复石了信中，当嘱转达左右矣。弟心目中所欲举者，有黄晦闻、傅钝根二人，想为南社所公认。抑南社旧章，诗、文、词举三人分选，此章甚好，后为亚子破坏，今仍复之，俾得和衷共济，成一完全正大之东南文学渊薮，则幸甚！……”[21]

但是柳亚子还是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投票，依然当选南社主任。对于此事，蔡哲夫、谢英伯等人颇致不满，又在1917年11月2日的《中华新报》发表《南社同人公鉴》，认为亚子的当选是通过玩弄手段夺得的，“显系柳氏明知同人等将别推主任，故特迟寄，以资籍口。同人绝不承认，特此登报声明，以见柳氏之无耻。”[22]后有60人签名，邓尔雅亦名列其间。直到此事发生后，选主任一事的原委才水落石出。

邓尔雅是否真的被“公推为诗选主任”？这其实与事实不符。此事见报后，孙仲英、释铁禅等指出签名“显系有人冒名捏造”，他们并未选任何人为社长，他们17人签名载报澄清，可见“公推”非有正式的推选过程。

对于此事的结果，《南社》如此评论：“在‘当选’的三人中，高燮虽对柳亚子不满，但声明‘不愿被举’（《致蔡哲夫书》，《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傅尃已于9月2日与人联合发表《南社湖南同人启事》，声明南社‘断不容一二出而破坏’，表示支持柳亚子《民国日报》；只剩下一个邓尔雅，无法上场。”[23]

除了要清楚“公推”这个事实外，我们还应该从这里看到邓尔雅诗歌创作的一些特点。这可以从高燮推荐的黄晦闻说起。

黄晦闻名节，广东顺德人，粤中大儒简朝亮的高第弟子，与蔡哲夫是同乡。黄节于1905年与邓实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提倡民族节气，宣扬反清思想，为以学者、诗人名世，在当时很有影响。1917年黄节正在北大授诗，其诗名远远在邓尔雅之上，诗歌成就更是得到当世承认，与诸贞壮同为南社社友中诗歌创作水平最被肯定的两位，诗坛耆宿陈三立就对其赞誉有加。而蔡哲夫亦为国学保存会会员，曾为《国粹学报》配图，与黄节交情颇深。既然黄节是学者，又具备重大影响，且诗歌创作成就高，更是蔡哲夫的同乡好友，为何蔡哲夫舍黄节而举邓尔雅为诗社主任？

这个问题可以提醒我们注意邓尔雅诗歌创作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了解邓诗的起点。首先，邓尔雅“诗学龚自珍”（容庚跋《绿绮园诗集》），这与南社诗歌创作的主流是相合的，这也可以从其诗中颇多化用龚自珍诗句得到证实。但黄节却不同，他的诗风更倾向于宋诗，故而当时论者或以“同光体”目之[24]，这与柳亚子等悬为厉禁的宋诗取径相近，不符合大多数社员的诗学倾向。其次，邓尔雅在《南社》中发表的作品颇丰，在南社社员在有一定影响。但黄节却不然，他不但从未参加南社的雅集，而且也不主动向《南社》寄稿。《南社》中收入的黄节劝戒刘师培的信，却是黄宾虹自作主张转寄《南社》的[25]，他对南社的活动并不热心[26]。另外，黄节是一个“严肃规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语）的人，当不乐参与此事；而邓尔雅与蔡哲夫似乎更加亲近，二人过从甚密，邓尔雅跟随蔡哲夫的情况亦不少见，如入李根源幕，发表作品于《国学丛选》、加入南社湘集等等。

六、错误之处：为许地山书碑之年份

1939年，《年表》记：“许地山先生逝世，为其书墓碑。”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许地山先生逝世在1941年8月，邓尔雅为其书碑当在1941年。

在1950年，《年表》记：“许地山墓重修，再为其书碑，并诗云：‘无双许叔重，汉学此儒先。祭酒如南阁，说文兼梵天。道山归忽久，化雨润常宣。下马陵依旧（董仲舒墓律令禁樵采，官吏至此，例须下马与帝王陵同。俗呼下马陵。下马二字，唐时误作虾蟆，不知为董墓），书碑近十年。’庚寅之秋，许地山先生墓重修，令子书来属为写碑。前此初葬，碑亦拙书，忽忽十年，口占一首。”

以上记载黄先生没有注明出处，笔者在《陈君葆书信集》[27]中见过相同内容的邓尔雅手札，后有“东官邓尔雅”落款，收录在《陈君葆书信集》中的名称为《马鉴先生致陈君葆先生函并附邓尔雅先生题许地山先生墓碑复口占》。但无起首语，收信人不明，然而当是邓尔雅回复陈君葆之信。“令子书来”一事见于马鉴先生致陈君葆的信，其中有“敢烦我兄转求邓尔疋先生赐题，毋任铭感”云云，时间在八月。再参看邓诗“书碑近十年”句，可知未够十年，更不可能是1939年提前写定。故而“许地山先生逝世，为其书墓碑”当系于1941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述虽有与《年谱》、《年表》、《先生之风——记邓尔雅先生》所记有分歧处，但三位先生对邓尔雅先生的生平介绍及文献搜集的工夫，却是笔者所由衷钦佩的。笔者的许多看法，更是在诸位先生的文章启迪下生发出来的。由于笔者对文献蒐罗不力，见解更是谫陋，故而上文的分析未必完全与邓尔雅当时的真实行迹及心态相符，唯恐有厚诬古人之咎，还望专家及与知者不吝赐教。

[①] 黄苗子著，《画坛师友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9页。

[②]《绿绮园诗集》有“苏曼那庵”朱印，惜并无边款记述二人交往之事。黄大德先生主编的《邓尔雅印谱》中收入“苏曼那庵”三方，然均未见旁有边款。存考。

[③] 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383页。

[④] 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383页。

[⑤]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26页。

[⑥]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26页。

[⑦] 刘斯奋注，《苏曼殊诗笺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⑧] 马以君注，《燕子龛诗笺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5页。

[⑨] 邓尔雅著，《邓尔雅诗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页。

[⑩] 邓尔雅著，《邓尔雅诗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11] 李根源著，《雪生年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年，第88页。

[12] 许衍董等编纂，《广东文徵续编》，香港：广东文徵编印委员会，1986年，第542页。

[13] 李根源著，《雪生年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年，第94页。

[14] 黄大德编纂，《邓尔雅篆刻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5] 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

[16] 详见广东政协编：《广东军阀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 李根源著，《雪生年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年，第89页。

[18] 辜鸿铭、杨守敬、吴天任编著，《读易草堂文集·邻苏老人年谱·何翙高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第154页。本文所引《何翙高先生年谱》均依此本，以下不再出注。

[19] 许衍董等编纂，《广东文徵续编》，香港：广东文徵编印委员会，1986年，第83页。

[20] 转引自：栾梅健著，《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78页。

[21] 转引自：栾梅健著，《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76页。

[22] 转引自：栾梅健著，《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79页。

[23] 杨天石、刘秀成著，《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页。

[24] 参看左鹏军师《黄节与“同光体”》，载于《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25] 王中秀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26] 黄节与南社的疏离关系，拙文《黄节与南社关系之论析》专论这个问题，文章收录于2008年《“岭南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7]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陈群葆书信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